清初至雍正以后，晚明那种《西厢记》刊本百花齐放、竞相争荣的局面已为明日黄花，刊本数量锐减，但也出现了一些有特色的刊本，表现了新的特点。首先，与以前的刊本相比，清代前期《西厢记》刊本最主要的特点是顺治间金圣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评点取得了公众的认可，并迅速被各书坊翻刻，成为这一期最主要的刊本，无论是就后来翻刻的数量还是就评点的成就而言，明清两代的其他刊本都不能与之抗衡。它的出现不仅为清前期的刊本增添了亮丽色彩，同时也使清代所有《西厢记》刊本都笼罩于其下，没有刊本和评点可以与之并举，大部分都是《第六才子书》的翻版、增补和校注。
昆曲《西厢记》剧照金评《西厢》是《西厢记》评点史也是古代戏曲评点史上的最高成就，在《西厢记》的传播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清代金评本《西厢记》大约有60多种，在明清两代所有刊刻本中是翻刻数量最多的一种。“顾一时学者爱读圣叹书，几于家置一编“0，正说明了人们对包括《西厢记》在内的金圣叹评点的肯定与认可。清代前期另一成就较高的评点本是毛奇龄校订本《毛西河论定西厢记》。毛氏在明代王骥德、凌漾初等学术性评点的基础上，采用多种刊本进行重新校勘注释，肯定《新校注古本西厢记》、《西厢记五本解证》成就的同时，对其中的一些观点提出了质疑，辨析、引证，表明自己的意见，在当时获得了人们的好评，吴仪一谓“评曲家，以西河大可氏《西厢》为最“。
昆曲《西厢记》剧照此外，这一时期还有两个重要刊本，即顺治间含章馆封岳刊刻的《详校元本西厢记》和刊于康熙中叶的《西厢记演剧》，前者是一个评校本，其过人之处在于“独具慧眼而超越前人的，评校，“。后者由朱素臣校订、李书楼参酌、汪蛟门、李书云等评点，是在原本基础上的一个校订改编本，它改变了人物演唱的方式，增加了人物的宾白，是一本有南曲化倾向的舞台演出本，评点、校订、改编都比较成功。与此同时，还出现了满文译本的《满汉西厢记》。此本系和素译，京都永魁斋康熙四十九年（）刊刻，是最早见于刊刻的满文译本。清昭桂《啸亭续录》卷一《翻书房》条云：“崇德初，文皇帝患国人不识汉字，罔知治体，乃命达文成公海翻译《国语》、《四书》及《三国志》各一部，颁赐者旧，以为临政规范……有户曹郎中和素者，翻译绝精，其翻《西厢记》、《金瓶梅》诸书，疏栉字句，咸中繁肯，人皆争诵焉。”
昆曲《西厢记》剧照这段记述表明，清代初期和素翻译的《西厢记》进入了满洲贵族的视野，并且得到了认可与肯定。虽然永魁斋刻印的这本《西厢记》不是官刻本，但从和素的身份和翻书房的功能考察，《西厢记》的传播范围基本上都是满洲上层官员和贵族。这是清代前期刊本的又一新特点。乾隆、嘉庆和道光这三朝可以说是清代《西厢记》刊刻的萧条期。时间上，它比晚明要长四十多年，刊刻数量不算少，但无论是刊刻质量还是刊本种类特色都不能与晚明相比，甚至也不能与前一时期相比。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刊本还是金圣叹评点的《第六才子书》翻刻本，并且是在金评本基础上的注释本，其中比较集中的是邹圣脉注和邓汝宁注以及吴吴山三妇笺评。整体而言，这些注释较之明代，无论在学术价值上还是在后代的文化传播价值上都远远逊色。但它对于满足当时普通读者的鉴赏和阅读，对《西厢记》文本的传播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昆曲《西厢记》剧照文字狱从康熙、雍正朝就很严酷，如著名的庄廷罐案、戴名世南山集案等。至乾嘉时期，文网之繁密、禁毁图书之严厉依然不减。统治者一方面极力压制反清言论，制造文字狱，一方面也没有忘记禁毁淫词小说。《西厢记》作为“海淫”的代表，一再受到禁毁，原书、板刻一并烧毁，出版也因此受到冲击。但禁毁抵挡不住经济利益的诱惑，阻止不了人们对《西厢记》的喜爱，坊间刊刻依然风行，甚至还出现了官刊本，即乾隆十四年（）汤斯质等撰，朱廷缪、朱廷璋订，允禄刻的《太古传宗琵琶调西厢记曲谱》二卷。
昆曲《西厢记》剧照虽然，《清代内府刻书目录解题》集部词曲类并未著录此书，但从允禄的身份和地位来看，我们把此刊本归为内府刊本应当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官方这种明里禁毁暗中刊刻的行为，实际推动了《西厢记》的出版和传播。因此，出现了旧版仍然印刷，新版接踵刊行的局面。而禁毁行为本身又诱使人们对其发生兴趣，读者的迫切需求自然就是书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