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日报·文艺周刊（第期）
文化自信·艺术谈
回到传统里找办法，让昆曲艺术薪火相传
文/施夏明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特别强调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从哪里来？我作为一名基层艺术工作者、一个昆曲演员有着深切的体会——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六百年来绵延不息的昆曲艺术便是当代昆曲人的根基，是当代昆曲人文化自信的底气；根植传统、推陈出新，结合新时代的条件将昆曲艺术传承好、弘扬好，不断拓宽昆曲艺术的空间，实现昆曲艺术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当代昆曲人应有的使命与担当。
12月3日，昆剧《桃花扇》在深圳南山文体中心大剧场上演。谢幕时，看到台下座无虚席，听着剧场内掌声雷动，我的内心一时间百感交集。15年前，我们这一代昆曲人正是凭借《桃花扇》“闯”进昆曲世界的。15年光阴荏苒，作为从业者我切身感受着昆曲行业的巨大变化：大量年轻观众涌入昆曲剧场，古老的昆曲艺术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这样的改变源自于对昆曲传统的扎实传承与积累，更离不开几代昆曲人的不断探索和开拓。
时至今日，我仍能记得初排《桃花扇》时，老师们在排练场一招一式、一字一腔地为我们教学，帮我们排戏，将自己的昆曲艺术积累倾囊相授，一点一滴地搭出一台大戏，也搭出了我们的未来。《桃花扇》的舞台呈现是充满新意的：以南都繁会图为素材在舞台上竖起三面屏风，舞台灯光配合镜面地板复刻出秦淮河的桨声灯影，似梦非梦，亦真亦幻；同时它又极为传统：声腔、曲律、身段、调度无一不在昆曲的规范之内。根植传统，推陈出新，这样的创作思路是省昆一直以来所秉持的，它也指导着此后我的全部创作实践。
根植传统，在前辈艺术家的严格把关下不断丰富传统程式的累积、深入把握昆曲艺术的本质规律，才能使我们的艺术创作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回到传统里找办法”是我近年来经历了多部新戏创作得到的最宝贵的经验之一。创作新戏就像搭积木，所有传统程式的积累都是积木的元件，在新戏创作的过程中，这边拿一个手势，那边加一段圆场，这里用一个技巧，那里用一个眼神，念白要用怎样的力度才能准确地传递人物情绪，唱腔应该如何处理才能更好地表达人物情感……正因如此，传统程式的积累越扎实丰厚，传统的根扎得越深，创作的手段就越多，创作就越自如。
用这样的方法，我们创作了一系列古典题材的作品，早期的《红楼梦》系列折子戏是由前辈老师们“捏”好，再手把手教给我们；随着我们传统剧目的不断累积，创作经验的不断增长，我们逐渐掌握了创作的方法。在近两年来《世说新语》系列中，越来越多地开始用自己的传统程式储备去“捏戏”，去创作。这些作品既保留了传统老戏的质感，做到“新戏如旧”，又融入了现代性的思考，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在古老和创新间形成密不可分却又具有辨识度的新形态，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和喜爱。
同时，我们也有《南柯梦》《浮生六记》这样新编戏质感的大戏创作。在这些剧目的创作中，我们首先掌握好一个“度”：以表演为本体，坚持昆曲“一桌二椅”的本质特色，声腔、曲律、程式技法都约束在昆曲的规范之下。在此基础上充分运用现代技术，为剧目加上制作精良的华丽舞美，辅助营造氛围、烘托情感。昆曲折子戏擅长抒情，节奏很慢，加上曲词都是文言文，对新观众来说有很高的门槛。新编大戏更侧重于剧情，用一到两个晚上的时间讲完一个故事，易于理解，加上美轮美奂的视觉呈现，吸引了大量新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走进剧场里来，其中很多人因此与昆曲艺术结缘，成为了昆曲艺术的爱好者、追随者。
不断推出新的作品、不断涌入新的观众，古老的昆曲艺术正是在这样创新性发展的实践中焕发出全新的生机和活力。这些创作实践都证明了传统是根基，是能够绵延不绝地给予昆曲文化滋养的源头活水，只有夯实传统的根基，昆曲才能枝繁叶茂。传统，就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自信。
遵循传统绝不意味着固步自封。关于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基本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古老昆曲在当代的创作也绝不仅仅是生搬硬套前人的程式法则，而应是在有序传承的基础上找到当代适合昆曲表达的题材，认真思考后再进行创作。
以经典文学名著为基础进行改编创作的《红楼梦》《世说新语》《桃花扇》《南柯梦》《浮生六记》等作品蕴含着博大精深、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正是昆曲艺术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创作实践。
在此基础上，昆曲能不能再向前走一步？古老的昆曲艺术能不能回应现实、对话当下？
以《梅兰芳·当年梅郎》为起点，我们开始了对昆曲现当代题材作品创作的探索。从选材方面，《梅兰芳·当年梅郎》讲述了一代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青年时期不畏艰难、迎难而上的求索精神；《眷江城》以昆剧这样的古老剧种致敬了不畏生死、无私奉献的抗疫精神；《瞿秋白》则刻画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凛凛风骨与革命精神……这样的题材正是当代文艺工作者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的题中之义，体现着昆曲人的时代担当与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在守住昆曲品格的基础上，对昆曲现当代题材不断探索与突破是昆曲当为、可为的艺术空间。承载传统，立足当代，对话现实，将昆曲的题材空间不断扩展，也是我们当代昆曲人应有的文化自信。
正是抱着这样坚定的文化自信，依靠传统艺术的有序传承和累积，我们才有勇气在昆曲现当代题材方向上去拓展、去尝试。事实证明，“回到传统里找办法”是古典题材创作行之有效的基本方法，在现当代题材的剧目创作中也依然适用。例如在原创昆曲现代戏《梅兰芳·当年梅郎》的《白夜》一折中，在舞台上如何呈现出黄包车夫李阿大拉车载着少年梅兰芳夜游上海滩，我们做了诸多尝试，也购置了真的黄包车揣摩在舞台上表演的可能性。最终我们选择了回归昆曲虚拟写意的程式化表演，车夫手执挂着车灯的皮绳模拟车把手，设计出登车、行车、停车等程式动作，在观众心中构筑起类似传统戏中手执马鞭跑圆场即是骑马行进的规定程式情景，在空灵的舞台上化无形为有形，少年梅先生随着车夫的步伐演绎出坐车而行的状态。再比如原创革命题材昆剧《瞿秋白》的第一场《溯源》中要表达狱中的瞿秋白先生思绪回到母亲离世的夜晚，在创排的过程中，围绕如何体现出思绪飘荡、亦真亦幻的气氛，我们做了很多尝试，最终在恩师石小梅先生的点拨下，我们选择了借鉴《牡丹亭·惊梦》中杜丽娘情思昏昏恍然入梦时的身段，在此基础去掉花旦的柔美，加上书生的儒雅，最终取得了很好的舞台效果。
无论是《红楼梦》《世说新语》这样的新编昆曲折子戏创作，还是《桃花扇》《南柯梦》《浮生六记》这样的新编古典历史剧创作，抑或是《梅兰芳·当年梅郎》《眷江城》《瞿秋白》这样的现当代题材昆剧的探索，都是对昆曲艺术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加以创造发展的创作实践。
如果只能演绎才子佳人、帝王将相这样的传统题材，那么昆曲注定只能让极小一部分人欣赏，且最终的归宿就是走进博物馆，让人瞻仰曾经的辉煌。昆曲不应该成为这样一种博物馆艺术，我们历代昆曲人所做的努力便是在小心翼翼守护它的过程中，不断精进对它的理解，在符合艺术规律的基础上，加入每一代人的创造，让昆曲这门古老的艺术形成一代一代可以往下延伸发展的良性循环。只有这样，昆曲才能永葆生机与活力，昆曲艺术才能薪火相传。这既是对总书记提出的“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的实践，也是我们当代昆曲人应有的作为。
（作者为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院长、国家一级演员）
第十九届百花文学奖江苏获奖作家专访：赵本夫、鲁敏
赵本夫：写出中华民族的“钢筋铁骨”
“大开大合、混沌刚猛的结构和语言”“展现出中华民族坚韧强悍的生存意志与能力”“深邃沉厚的民族寓言”……百花文学奖为赵本夫《荒漠里有一条鱼》拟定的授奖词，可谓恰切精当。在这部具备史诗品格的巨著中，赵本夫根据故乡丰县流传的一则传说——一条在黄河故道上搁浅的鱼儿靠着腮边含着的一团泥浆顽强存活，生发出古老民族坚韧不屈、繁衍不息的生存寓言。
“我想书写的是中华民族的韧性，一种无与伦比的力量感！”赵本夫对记者说。书中，哪怕逃荒要饭，鱼王庄村民也没有忘记栽树，栽树既改善生存环境又惠及千秋后代，这直白的逻辑如基因一般烙刻在鱼王庄的血液里，成为村民们身上那股拙笨却“可怕”的力量。作者特意设计了日本军官龟田的形象，他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鱼王庄，但当他见识了这些衣衫褴褛的村民身上蕴藉的韧性时，他变成了一个精神上的被征服者。他明白了，对中国，“‘征服’这两个字是不能轻易说的。”
——通过讲述鱼王庄的故事，赵本夫称自己“拭去了点点锈斑，擦亮了中华民族的钢筋铁骨”：“一个民族在她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总有逶迤曲折，甚至经历屈辱磨难，就像鱼王庄的村民经历的那样，但她的精神底色和发展大势，是无法被磨灭和撼动的。”同样地，一个“眼纳千江水”的作家，应具备一种大历史观、大时代观，能透过浮泛喧嚣的表象，提炼出民族的骨架和肌底中，那些真正起主导力量的精神基因。
“从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到反法西斯战争、抗美援朝，再到今天的抗击疫情，我们民族总是能在一股韧劲的支撑下渡过一次次难关。现在社会上有些人总因为眼前面临的一点困难就垂头丧气，这些困难能比抗美援朝更难吗？比抗日战争更难吗？我们还不是都捱过去了，都能顶得住！”赵本夫的话语透着激昂慷慨。他也对当下的一些文学作品提出批评，“有些作家把中国人写得灰头土脸，人们看完后都觉得很沮丧，一点劲头都没有了。这么写是不对的、不符合现实的，也是和我们伟大民族的伟大历史、伟大文化不相匹配的。”
“我们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一个有着大视野、大格局、大情怀的民族。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三过家门不入，这些远古神话里早就蕴藏着我们民族的基因，我们中国人历来就重视与他人的关系、敢于牺牲奉献、胸怀家国大义。”赵本夫的话语掷地有声。他所生长的徐州丰县，历来兵家必争、各路势力纵横捭阖，这对他的视野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叠加效应。赵本夫笑言：“我们丰县人哪怕缸里没有米，也要村头坐谈天下事。”
正是在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入研读和宏观把握中，赵本夫渐渐获得了一种深沉稳固的自信：《荒漠里有一条鱼》中，他还原出中华民族骨子里的韧性；《天漏邑》中，他展现了和而不同、尊重差异的东方哲学。他还曾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对着不同肤色、不同文明的读者娓娓讲述中国古人天人合一、尊重自然的生命观：以明清家具为例，我们不用一颗钉子、仅靠榫卯结构，就实现了木结构严丝合缝的拼接组合，中国人利用智慧、尊重规律，对自然“保留了最大的尊重”。
在赵本夫看来，中华文化还有一个重要特征是博大包容，博大是因为包容，因为虚心学习吸收一切好的东西，方成其大：“你看中国作家的书架上，几乎都有一个外国文学专柜，这说明中国作家内心坦荡，视野开阔。另一方面，这些年中国作家也开始受到西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