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2月6日凌晨，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在香港逝世，享年岁。饶宗颐字伯濂，号选堂，生于年，祖籍广东潮州。自幼研究学问，擅长书画，精通古文字，在考古学、东方学、文字学、音乐学等领域有着极高的造诣。他著述颇丰，曾与季羡林齐名，并称“南饶北季”。
年，时年91岁的饶宗颐（右）和时年97岁的季羡林握手，民间常有“北季南饶”的说法。（网络图）年王世襄辞世于北京，年张充和辞世于美国，如今，饶宗颐也在香港驾鹤仙去。笔者以为，几位老先生的相继辞世，意味着中国文化源流中的一条独特脉络，自此断根绝脉，恐难再重生。
这是一条什么样的脉络呢？简单说，就是贵公子做学问、搞文艺，形成了“贵公子式的文化人”。具体定义这个概念，似乎会有些乏味，不如直接看例子。
贵公子范儿
陈寅恪，说起这个名字，相信很多人不会感到陌生。不少人都知道陈是近世难得一见的学问大家，但鲜有人知道的是陈的“豪门”出身，他的祖父陈宝箴做过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做过吏部主事，而且都是才华横溢、满腹经纶的顶尖文化人。优越的家境为陈寅恪接受良好教育提供了保证，长辈的学识和人脉，更是为其跻身文化圈奠定了基础。
陈寅恪自幼受国学大师指导，20岁自费赴欧洲，先后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31岁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那个年代大学生选专业，要么是法政，为进官场或者当律师做准备；要么是商科，毕业好找工作。陈寅恪不一样。由于家底雄厚，无后顾之忧，他挑专业全凭兴趣，根本不考虑实不实用。他游历欧美十几年，学的是梵文、巴利文、突厥文，堪称冷门中的冷门，全世界的研究者加起来，十个手指头都数得完。而且他完全不在乎文凭，一辈子连个中学学历也没要。
陈寅恪，中国现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后世公认的“国学大师”。（网络图）但陈寅恪的水平是公认的。他在东方古文字学、魏晋南北朝史、隋唐政治史等领域都有开创性研究。他35岁名列“清华四大导师”之一，任教西南联大期间更是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
论年岁，饶宗颐、王世襄与张充和属于陈寅恪的晚辈，他们出生时，大清已经亡了。不过，培养“贵公子式的文化人”的土壤仍然存在。
王世襄的父亲在北洋政府外交部任职，母亲是名画家，他很小就被送到美国人办的学校读书，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张充和更是名门之后。身为“合肥四姐妹”里的小妹，教她的都是书法名家、诗词名家、昆曲名家……
饶宗颐的家世和心态，与王世襄和张充和，乃至与前辈陈寅恪，都多有相通之处。
他是不折不扣的贵公子。饶家世代经商，在广东潮州开有四座钱庄，生意兴隆，当饶宗颐于年出生时，饶家已是“潮州首富”。所以你看，饶宗颐也是不在乎学历的——他不需要用学历当敲门砖。十三岁那年，他考入省立金山中学初中部，只待了一年，觉得学不到干货，直接退学。那以后，饶宗颐就没正儿八经地上过学。
他有深厚的家学渊源。饶宗颐的父亲饶锷毕业于上海法政学校，加入过文艺气息十足的革命团体——南社，与柳亚子、高吹万等人交往密切。饶锷热爱考据、喜欢诗词、精研佛学，琴棋书画无一不通。对饶宗颐这个长子，他寄予了厚望。
截至年春季，饶宗颐共有43幅作品进入市场，其中成交了38幅，成交总额达.3万元，均价为每平方尺5.2万元。（网络图）六岁时饶宗颐师从书画名家杨栻，苦练宋人行草、山水花鸟。杨栻藏有海派画家任伯年多幅作品，饶宗颐统统临摹了一遍。日后他成长为书画大师，底子是幼年打下的。
饶锷建有天啸楼，藏书十余万卷，饶宗颐浸润其间，乐此不疲。正是，因为有了得天独厚的家学基础，十六岁的饶宗颐便以两首《优昙花诗》获得文名。时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古直看好他，认为他的才华可以和西晋文学家陆机相媲美。
因此，尽管饶锷在儿子十六岁那年就去世了，但饶宗颐的问学之路已经铺好。他后来总结说，家学教在五个方面给他打下了基础：“一是家里训练我写诗、填词，还有写骈文、散文；二是写字画画；三是目录学；四是儒、释、道；五是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
以“玩”治学
年，饶宗颐应邀赴广州，担任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专职纂修。同年，加入历史学家顾颉刚发起的禹贡学会，并为《古史辨》撰文。年，饶宗颐被中山大学聘为研究员。一年后完成《楚辞地理考》，针对前辈学者钱穆的《楚辞地名考》，提出了不同意见。
年饶宗颐移居香港，执教于香港大学中文系，主讲诗经、楚辞、老庄哲学、六朝诗赋等，并兼任《东方文化》编辑。潜心数十年，饶宗颐在敦煌学、梵学、甲骨文、简帛学、考古学、书画等领域都取得了辉煌成就。其代表作《敦煌曲》《战国楚简笺证》《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均为学术经典。
图为饶宗颐主编的《甲骨文通检》系列图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网络图）纵观饶宗颐的学术历程，很能品出些“玩”的意思。这里的玩，不是说玩世不恭，而是指一种笃定的、游刃有余的治学态度。这大概是“贵公子式的文化人”所独有的。
先说笃定。晚清以来，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文化圈弥漫着一股焦灼激进的气氛，学术研究、文艺创作，用李泽厚的话说，都是为了救亡和启蒙，并且最终救亡压倒了启蒙。在这种风气下，个人兴趣退居二线，求学成了一件目的性极强的事情——追寻富国强民的真理。
由于寻找到的“真理”不断变化，于是学者的思想也跟着突变。典型如梁启超，经常改弦更张，“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
然而从饶宗颐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罕见的笃定。他一生涉猎广泛，研究领域之多、水平之高，一般学者难以企及。而其研究路径，是循着自己的学术兴趣和问题意识蜿蜒生长的。他没拽过“救国救民”之类的大词，不跟时髦走，保持了难得的学术定力。
当史学界疑古成风时，饶宗颐却钻研国学，推崇“信古”。当批判传统的声浪越来越高时，他作诗、填词、画画，一派旧式文人风貌。当西方史学界认定中国历史只能从商代算起时，他坚持认为华夏上古史绝非虚妄。他研究甲骨学、简帛学、东方学，秉持“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不为世俗所动。
面对深重的文化危机，饶宗颐似乎都没对传统文化失去过信心，所以并无焦虑感。这一点甚至强于钱穆。钱穆誓死捍卫传统，但他焦虑，担忧传统将被现代化浪潮覆灭。撰写《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著作，正是这种焦虑的折射。饶宗颐却从未摆出对抗纠偏的姿态，他只安心从容地做学问。
年，饶宗颐（左）获授大紫荆勋章。同在授勋名单上的还有：列显伦法官、沈澄法官、毛钧年先生、查良镛（金庸）教授。（网络图）比较起来，这可能确与身世有关。钱穆出生于小康之家，一生颠沛流离，目睹国难离丧，难免忧心忡忡。饶宗颐是富家子弟，在深厚的家学中长大，对传统，自然涵养成了笃定从容的性格。人们常说女儿要富养，其实学者也要富养啊。
再说游刃有余。读饶宗颐的文章和著作，能明显感受到他把各个领域打通了。所谓的专业壁垒，被他拆得一干二净。他研究敦煌壁画的白描画法，视角独特、见解精到，那是因为他本人就有深厚的写生功底。他还精读过佛经，熟悉壁画中的佛教故事，能讲解得丝丝入扣。
翻一下《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你就更能体会什么叫“业精六学，才备九能”。从上古史到明清史，饶宗颐都有研究，且宽度惊人——先秦占卜、魏晋文学批评、隋唐敦煌学、宋元音乐，明清碑刻，乃至于书法史、绘画史等等，都有创见。
饶宗颐还懂英文、法文、梵文、希伯来文……只要研究有需要，好像没有他掌握不了的。在《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一书中，他大量援引腓尼基字母、苏美尔字母等线形文字，提出字母出自古陶文的假说，从而和汉字的起源进行深入比较。
同样显眼的是研究方法。对此饶宗颐做过总结，就五个字：“不要有框框。”他反对循规蹈矩的“老框框”，也反对照搬西方标准的“美国框框”。饶宗颐认为“文史哲相通”才是治学的根本路径，即“文中有史，史中有文，哲中有文”。
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与饶宗颐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会面。（网络图）按今天标准，他的著述恐怕称不上学术论文，很难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但是他不在乎。他著书立说不为名、不为财也不求职称，写完要放好些年，只有经过时间的检验才拿出去发表。
大气候和小环境
这样的贵公子范，放眼当今学术界绝无仅有。而今先生仙逝，这仅有的也成了绝响。绝响了的还有孕育贵公子范的大气候和小环境。
从大气候看，像饶宗颐这样投身学术的贵公子，历史上其实并不罕见。科举制下，官员、士绅和学者是一体的，而富商发家后往往会资助文人学者，也会安排子弟走读书的路子。这保证了“贵公子式的文化人”源源不绝。而晚清废除科举制，从根子上斩断了这条支脉。
不过，从晚清到民初余韵尚存。官-学-商一体的大树虽然被折断，枝条花叶却仍然在生长。陈寅恪、王世襄、张充和与饶宗颐，就是这鲜艳的枝条花叶。但毕竟失去了根，所以他们只能是“最后一代”。要不是张充和与饶宗颐都坚韧地活过百岁，用长寿为这条脉络续命，它早就彻底断了流。
从小环境看，饶宗颐出生的潮州，在中华文化圈历来处于边缘区。边缘区的人文厚度不能跟北京、江南等文化核心区相提并论，但边缘有边缘的好处。那就是，当核心区动荡不安乃至惨遭蹂躏的时候，边缘区却保持安稳，反而能保留下比较多的文脉。
张充和（年——年6月18日），“合肥四姐妹”中的小妹。年随夫君赴美后，50多年来，在哈佛、耶鲁等20多所大学执教，传授书法和昆曲。被誉为民国闺秀、“最后的才女”。（网络图）百年来，从华北到中原再到江南地区，战争反复爆发，激进思潮风起云涌，传统被一再摧毁。中华文化核心区陷入了撕裂拉扯的境地。而潮汕地区既不是财税重地，又不是战略要地，尽管也免不了战火，但相对要平稳一些。
这种氛围自是有助于形成一个稳定的人文圈子。这些本地文人经常聚会，切磋学术文艺，互相提携。饶宗颐的父亲饶锷，就是这个圈子的领袖人物。圈子成员的思想倾向，是保守而开明的——既沉迷于古典文化，又一定程度地吸收西方文化，努力使两者水乳交融，不像顽固派或“五四青年”那般非此即彼。
这在饶宗颐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他年轻时也认同过顾颉刚的“疑古学派”，然而，最终嫌它太激进，主动疏远。终其一生，无论志趣、学风还是审美，饶宗颐都应该算是典型的士大夫。
“我不是大师，我是大猪”
当然，饶宗颐能成为“贵公子式的文化人”，并保持终生，与其个人在历史关节点上的选择也分不开。年饶宗颐去了香港，得以避免了很多人为的波折。
今人多称香港为“文化沙漠”，但至少，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彼时，大批学者如钱穆、唐君毅、牟宗三等移居香港，创新亚书院（后并入香港中文大学），一时人文鼎盛。饶宗颐身处其间，怎能说是沙漠呢？
香港的另一大优势是国际化，对外交流畅通，与深受“白色恐怖”重压的台湾形成了鲜明对比。饶宗颐以香港为起点，频繁外出访学，足迹遍布日本、印度、新加坡、法国、意大利等国。这段经历，对饶宗颐有着重大意义。
年12月，饶教授当选法兰西学院铭文与美文学院外籍院士，为亚洲首位获此荣衔的汉学家。图为年9月，由法兰远东学院院长代表来港致送聘书。（网络图）游学使饶宗颐具备了国际视野，厚积薄发，抵达学术思想事业的爆发点：
年去日本讲学，利用京都大学珍藏的数千枚甲骨，写成《日本所见甲骨录》，将甲骨文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年探访法国国家博物馆，先是阅读了敦煌经卷原件，继而撰写《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探讨早期道教的发展。
年推出《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该书达多页、80多万字，从占卜人物入手，还原了殷周礼制和殷商社会真貌，并多有创见。
年赴印度游学，翻译了印度经典《梨俱吠陀》经，为中印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借此因缘，饶宗颐开始和季羡林交往，结成友谊。
年出版《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凭借从全世界搜罗来的材料，比较研究中国历史。历史学家朱维铮对本书推崇备至，认为是迄今最棒的中国观念史研究。
年重返大陆，并利用新出土文物，深入研究简帛学。
晚年，饶宗颐依然不倦地思索，提出了“新经学”。年，他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发言稿中认为，《圣经》代表了希伯来文明的精髓，经书则代表了中华文明的精髓。他所谓的经书，除传统的四书五经，还囊括了老庄、法家等学派及新出土文献在内的重要文献，由此构成“新经学”。在饶宗颐看来，西方人正是对古典传统进行了发掘和新认识，才走向了文艺复兴；而梳理我们的传统文献，重建经学，将使中华民族迎来自己的文艺复兴。
年2月6日凌晨，饶宗颐老先生于香港去世，享年岁。（网络图）“新经学”得到了一定的响应，不过让饶宗颐进入大众视野的，还是纷至沓来的荣誉。年，一颗新发现的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同年，他就任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年，文化部授予饶宗颐“中华艺文终身成就奖”。
这个从未主动追求过学历的人，却拥有诸多荣誉性称号（博士头衔就有九个）。而他本人，延续着一贯的贵公子范：欣然接受，淡然处之。外界赞美他是大师，他自我解构：“我不是大师，我是大猪。”
在这喧嚣的年代，饶宗颐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位安静坚守的学者。他雍容华贵，不疾不徐，对本土文化深具信心。而随着他的离世，那个属于他的文化支脉也香消玉殒。斯人已逝，世间再无贵公子。
本文作者：《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库》高级观察员唐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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