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山西的戏曲演出活动，明朝末年，李白成率领农民起义军两度入晋，除宁武关一役，均未遇到认真抵抗。清军入关以后，山西也只发生过大同总兵姜镶的一度反叛。因此，明末战乱对山西经济、文化破坏并不严重，清王朝统一中国后，山西很快便恢复了生机，戏曲艺术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清初，弋阳腔和昆腔在山西继续流行。在平阳地区，清初就有昆曲班社。李渔于顺治年间路经平阳。
听过当地艺人演唱他的新作《凰求凤》，并从当地买走一个姬妾乔复生而培养成天才演员。唱念已经掺杂了地方语音，给昆曲在山西扎根创造了条件。康乾时期，昆曲在平阳处于正统的独尊地位，除了锣鼓杂戏，只有它最有资格敬神。正当北杂剧余绪未绝、昆腔弋腔方兴未艾之时，山西南部与陕西、河南交界地区一种新的声腔开始形成，这就是被称为“乱弹”的梆子声腔。这种梆子腔，继承了北曲腔少字多、腔高板急的总体风格，借鉴和利用了北杂剧及昆、弋诸腔的表演艺术和关目排场，模仿青阳腔滚唱、滚白及锣鼓杂戏的编词构腔手法，以当地广为流行的民歌小曲和说唱为基础音乐体系。
综合形成了自己的基本风格并敷演故事。它摒弃了传统戏曲音乐的曲牌联套体制，以上、下两个乐句的反复进行为基础，利用传统民族音乐慢，中，快，散的节奏变化手法，演绎出多种组腔方式，显示了简而不陋、繁而有序的特色，易学易懂，乡土气息浓郁。当人们苦于昆，弋之异乡情调和繁缛典雅而赛神戏又失之简陋的时候，它以自己通俗灵便，淳朴浑厚，易于表现普通民众生活情趣的崭新面貌，出现于观众面前，赢得了欢迎。据此可知，梆子戏至迟在康熙中叶就已经非常成熟。与此同时，上党地区也有了梆子腔的演出，著名的晋城县东四义村鸣凤班，在乾隆中后期即组班行戏，持续达一百多年。
这种梆子腔就是后来的上党梆子。除梆子戏之外，这一时期，山西戏曲出现了诸腔杂陈、百卉争妍的繁荣局面。清代山西戏曲种类之多、演出之盛。山西宗族与赛戏演出活动，赛戏是一种曾流传于山西、河北西北部、内蒙古南部、陕西北部的古老剧种，是融民间祭祀与地方戏曲于一体、具有浓郁边塞地方特色的汉族传统文艺形式。赛戏形成于宋金时期，由于其历史久远，在戏曲界有“活化石”之称。山西的赛戏主要由家族班社即“乐户”进行演出。元、明以降，除晋中以外的山西地区乐户甚多，他们被贬作贱民，世代承袭乐工职业，不得改从他业，不得与庶民平等，不得与外族通婚。
乐户世代以伎乐为生，专演赛戏并承揽民间婚丧鼓乐。因此，赛戏演出具有显著的家族传承特征。山西有晋北赛戏、晋南锣鼓杂戏与晋东南队戏，均属于祀神戏剧范畴。迎神赛社演出主要由乐户承担，即使在其他剧种取得酬神资格之后，也须由乐户戏即队戏、赛戏及锣鼓杂戏开场。宗族演剧是民间演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选择剧种剧目方面，与当地其他民间演剧活动基本相同。或者说，当地流行的剧种剧目通常都会在宗族演剧活动中上演。当然也应看到，部分宗族由于家族文化差异，会在演剧活动中有着特殊的偏好或禁忌。明清宗族演剧的社会功能，宗族演剧活动既是宗族建设发展的需要。
也是族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明清时期丰富多彩的宗族演剧活动，对民众的日常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功能。大体而言，宗族演剧的社会功能主要包括祭祀功能、教化功能、娱乐功能和交际功能。第一节宗族演剧的祭祀功能，戏曲从起源上就与祭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一开始形成就承担着沟通人神、娱乐神灵的社会功能。民间凡在重要岁时节俗或祭祀庆典，都必须以演戏来表达对神灵的敬意，感谢并祈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家族和睦、兴旺发达。
宗族祭祀演剧作为献祭娱神的一种方式，旨在报本追远、敬祖谢神，因而同样具有强烈的神灵祭祀性。从祭祀功能来看，宗族演剧一方面可以寄托慎终追远的哀思，另一方面也能满足人们祈求神灵护佑的心理。寄托慎终追远的哀思，中国古代十分重视孝道，尤其是儒家思想倡导以孝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