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楯诗词之后“最中国”的抒情方式——中国戏表达了什么《中国戏七讲》李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戏的戏台装置、时空建构、演员与观众的关系，都与西方舶来的话剧舞台有着明显的差异。戏，是诗、词之后“最中国”的抒情方式，蕴含着中国人特有的认知、思维、记忆、表达和交流、互动的方式。本真意义上的中国戏，要从中国戏（以京剧、昆曲为代表）的可追寻处（可听、可看处）讲起，而非停留在文学史和戏曲史中以文字钩沉；要突破舞台上占支配地位的西方戏剧理论范式，用戏曲自有的语汇去理解它的独特之处；要突破艺术和娱乐的狭义层面，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广阔空间，理解它何以成为中国人生命的组成部分。中国戏表达了一种“百年身，千秋笔，儿女泪，英雄血”的文化主题。有人说：中国人喜欢大团圆。其实中国人也有悲剧情怀：儿女、英雄，是相通的。百年身，千秋笔，儿女泪，英雄血——更多地记载和展现了一种生命的体验、一种生命的经验、一种对人世间事的慨叹。人生不过百年，但总有一些永世留存、难以泯灭的东西。昆曲表现了这些，京剧也表现了这些。以至于有人专门著文，谈京剧老生唱腔的苍凉韵味，说：是一种人生的寂寞和孤独，内化于歌唱之中。听了，使人想到人生，想到天道——谭鑫培、余叔岩，乃至杨宝森、李少春的唱，莫不如此。什么是“儿女泪”呢？《西厢记·长亭》中有：“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这，就是写“儿女泪”。什么是“英雄血”呢？《单刀会》中关羽面对大江滚滚而去，想到赤壁鏖兵，想到当年那些风云人物，说这是“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英雄与儿女是相通的。以至于是琴心剑胆，侠骨柔肠，甚至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玉簪记·秋江》中有：“秋江一望泪潸潸……这别离中生出一种苦难言，恨拆散在霎时间”，以至于“心儿里，眼儿边，血儿流……生隔断银河水，断送我春老啼鹃”。《牡丹亭》更写出“我一生爱好是天然”，写人对美好的追求；把人，把生命写到了极致，把因性而生的情也写到了无限美好的境界——从因性而情，到由生而死，复由死而生。我总觉得，“女为悦己者容”，与“士为知己者死”同样惨烈。我们再看京剧《霸王别姬》，写失败的英雄——项羽说：“天亡我，非战之过也”；“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又是何等的悲怆、凄厉。昆剧《钟馗嫁妹》中的“沦落英雄奇男子，雄风千古尚含羞”，又是何等的感慨、悲凉。我们看《青梅煮酒论英雄》和《横槊赋诗》写曹操，《红拂传》写虬髯客，是何等的情怀与作为。再看看《白水滩》中写莫遇奇，《五人义》中写颜佩韦、周文元，《锁五龙》中写单雄信，《草诏》中写方孝孺，《骂贼》中写雷海青，《刺虎》中写费贞娥，又是何等的视死如归——“大丈夫在世，生而何欢，死而何惧”，“苍天若能遂人愿，打尽人间抱不平”。与儿女、英雄同在的，是天地之间、世间百态、人情世故。中国戏常有指天指地的：《扫秦》中疯僧问：“这上？”秦桧说：“是天。”问：“这下？”说：“是地。”疯僧说：“却不道湛湛青天不可欺。”“湛湛青天不可欺”这句词，在京剧《徐策跑城》中也有。《审头刺汤》中陆炳也问：“汤老爷，你看这上？”汤勤回答：“皇天。”又问：“这下？”答：“后土。”问：“你我为官者？”答：“良心二字。”陆炳说：“哼！我想这无有良心之事，旁人做得，难道老夫就做不得么？”在《通天犀》中，官府明知十一郎被冤屈，为追拿青面虎，拷打十一郎，十一郎面向审案官，问：“这上？”回答：“是天。”问：“这下？”回答：“是地。”十一郎又说：“你再看俺的身上。”审案官心虚地说：“你身上肮脏，有什么可看。”十一郎说：“你来看，俺十一郎身上可打得出青面虎？”同样，在戏中，包拯的定场诗是：“乌纱罩铁面，与民断冤案，眼前皆赤子，头上有青天。”正气凛然，正因为有所敬畏。中国戏中，又有一种出自儒家思想的制衡理念——京剧《大保国》中，君臣相争，一人一句对唱的是：“地欺天来不下雨”“天欺地来苗不生”“臣欺君来就该死”“君欺臣来不奉君”“子欺父来遭雷打”“父欺子来逃出门”。中国戏中，一方面显见了一种法治追求，有《玉堂春》中的“任凭皇亲国戚，哪怕将相公卿，王子犯法庶民同，俱要按律而行”；一方面又有《打严嵩》中的小官要见大官，看门的就要“大礼三百二，小礼二百四”。有，就见；无，免见。这些，都给生活于其间的人，以潜移默化的影响。人，由于生存在天地之间，所以，关汉卿写窦娥，要“感天动地”。中国曾经是一个农耕社会，所以反映在《天官赐福》中，人们的祈望是“风调雨顺”“官不差，民不扰”。京、昆的大量戏都表现天地之间的正气、人的秉性至诚和生民的愿景。当然，中国戏还描述了“死”。《洪羊洞》中杨延昭的死，《牡丹亭》中杜丽娘的死，《斩娥》中窦娥、《草诏》中方孝孺、《搜孤救孤》中公孙杵臼的死，《碰碑》中杨业、《战太平》中花云、《别母·乱箭》中周遇吉、《霸王别姬》中项羽的死，以及《刺虎》中费贞娥、《审头刺汤》中雪艳、《青霜剑》中申雪娥的死。《搜孤救孤》中公孙杵臼为救孤儿而舍身，在刑场上唱“咬紧牙关等时辰”。杨五郎在金沙滩的一场恶战中，毫无畏缩，而到了战后，心凉了，在五台山出家，唱道“这一阵杀得我心中害怕，你一刀他一枪谁肯让咱”。《挑滑车》高宠急于交锋，说：“大丈夫在世，生而何欢，死而何惧”，《长坂坡》中赵云在先后救出简雍、甘夫人后，再次杀入敌阵时唱：“此去若是无音信，枉向人间走一程”，也都展现了人们面对生死时的不同心态和情境。为当代读者讲中国戏，不仅仅是一种知识和文化的普及，更是为了唤醒一种久远的文化记忆，寻回我们应有的文化认同。（作者为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