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文/董元奔（江苏宿迁）
（插图一：江南园林代表作之一沧浪亭）提到“江南”，我们常常会想到地理上的以一个个丘陵为结的河网，常常会想到人文上的以一道道水榭相连的茶肆，常常会想起建筑上的以一片片园林取胜的庭院，常常会想起文艺上的以一段段唱腔迷人的戏曲，常常会想起纷乱如麻的方言、烟雨迷蒙的气候、甜而不腻的小吃、平滑凝重的丝绸，以及穿着蓝印花布衣服的茶女、唱着山歌摇着兰棹的莲姑，等等。如果你要问我们：什么是江南？我们似乎不容易说得很清楚。
元奔认为，江南是中国的，她有着与祖国一样悠久的历史，她的概念的发展演化也必然会打上祖国历史的烙印，因此，我们要想说清楚江南的概念，就得到历史中走一走。这里，元奔以历史阐释的方式，从地理“江南”、行政“江南”和人文“江南”三个独立又有所交织的方面来梳理“江南”概念的演化，界定“江南”的现代概念。
（插图二：“九江”注入的洞庭湖）首先，先秦至南北朝：地理上的江南
江南，顾名思义是大江以南，大江既指长江，有时候也包括长江的一些重要支流，江南自然首先是以地理概念出现的。早在先秦时期，江南的范围就已经相对固定了，“江南”于秦汉时期作为地理名词出现后，直到隋以前，“江南”都基本上没有走出先秦时期界定的地理范畴。
《尚书﹒禹贡》是已知中国古代最早的一篇地理学著作，该文虽然没有出现“江南”这个名词，但是它却在介绍大禹治水时用简洁的语言勾勒出江南的最初的地理范围。“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潜既道，云土梦做乂”，这里涉及到十三条江河，即九江、江、汉、沱、潜。九江是指江（今长江）的九条支流，朱熹及其弟子蔡沈认为“九江”是指汇入洞庭湖的沅、浙、元、辰、叙、酉、澧、资、湘等九条长江支流，元奔结合郑玄、《浔阳地记》、刘歆等说法认为，“九江”流域包括今湖南全境、江西北部。另外四条江分别是江（今长江）、汉（今汉江）、沱（今沱江）、潜（今嘉陵江下游），汉、沱是江的支流，潜是汉水的支流，它们的流域为今四川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北南部。
《禹贡》中的这一段话所描述的地理范围即今湖南全境、江西北部、安徽南部、四川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北南部也就是春秋时期的楚国主要统治区。《史记》在叙述吴越历史时，说吴王脱离楚国，东去海边早先周王赐与其祖上的封地，建立吴国，后来，吴王夫差吞并北边的邻国越国，司马迁进一步说：“中国之虞与荆蛮之勾吴兄弟也”，《史记》把吴越两国的地理范围也就是今皖南、苏南、浙西北、浙北认定为《禹贡》中后来楚国范围的延伸。战国时期，吴越两国是楚国的组成部分，楚国与北方诸国始终呈战略对峙态势，这是江南这一地理范围相对稳定的表现。可以说，春秋时期的楚国、吴国和越国也就是战国时期的楚国的主要统治区是此后历史上“江南”地理范围演变的框框。
“江南”正式作为一个地理名词是秦汉时期的事。
西汉司马迁《史记﹒秦本纪》是这样介绍秦昭襄王设置黔中郡的：“秦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这是“江南”在古典文献中的首次出现，根据语境分析，元奔认为，这里的“江南”并不是指先秦时期的楚国、吴国和越国，而是特指巫峡到洞庭湖这一段长江以南地区，也就是长江支流乌江、澧水、沅江流域。这时候的“江南”还没有形成专有名词，司马迁才会对“江南”使用了以点带面的借代用法，固然司马迁尚不知道借代是一种修辞格。
东汉史学家范晔在《吴越春秋》中在介绍吴越争霸时说：“周元王使人赐勾践，已受命号去还江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与鲁泗东方百里﹍﹍”这里出现“江南”一词，但并不是说越王勾践所管辖的越国就是江南，越王勾践是在打败吴、楚等国从而受到周元王霸主册封之后回到江南的，这时候的江南当然是指吴越楚三国的核心统治区，吴国向北侵略所得到的“宋地”、“泗（水）东方百里”并不是江南的范围，所以越王勾践把这些地方归还给旧主了。由于《吴越春秋》是东汉时期的著作，结合前文有关西汉司马迁著作中提到的“江南”，范晔心目中“江南”的地理范围就是对传统“江南”地理范围思考的总结和专有名词化。元奔据此认为，从先秦直到东汉时期，“江南”基本上都是泛指今四川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南全境、湖北南部、江西大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及浙江西北部及北部等广大区域，它不仅仅是指长江以南，还包括长江北部的部分支流的流域。
西晋“永嘉之乱”后，晋室南迁，以建康（今江苏南京）为首都。东晋的北部边境固然长期维持在淮河一线，但是江淮流域一直是东晋及其继承者南朝与北方政权对峙的战略缓冲区，东晋及南朝的核心统治区基本上就是春秋时期楚、吴、越三国的核心统治区，北方政权常常以江南之国称呼东晋及南朝，东晋及南朝文人常常有侨居“江南”的感慨，庾信的《哀江南赋》是传诵至今的名作，其赋中的“江南”就是指南朝的全部辖区，就是说，南北朝时期“江南”的地理范围并未有实质性改变。
（插图三：北宋时期的江南“三路”）其次，唐至清：行政上的江南
经过隋朝的短暂统一，继承其衣钵的唐帝国为了有效管理广大统治区的三百多个州，在行政区划上首创了“道”这一相对松散的行政级别。唐初，道主要着眼于军事，类似于今天的军区，但是道还有监察辖区内各州政务的职能，当然，州的首长与道的首长一样是朝廷任命的，州在行政上对朝廷负责，拥有行政自主权。唐初，朝廷把天下分为十道，其中有一个道是“江南道”，辖四十八个州，辖区包括长江以南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全境，及江苏、安徽、湖北之长江以南部分，四川东南部，贵州东北部，其范围与先秦至六朝时期的江南范围大致一样。元奔认为，这是“江南”第一次从地理概念转化为行政概念，固然唐初的“道”只是一个准行政概念。唐玄宗时期，部分“道”开始兼具节度使职能，“道”的行政意义更加鲜明。唐玄宗把十道改为十五道，江南道被一分为三，即黔中道、江南西道和江南东道，分别辖原江南道的西部、中部和东部地区，从这时候开始，黔中道所辖的十七个州也就是今湖南西部、贵州东北部、四川东南部因有别于江南西道、江南东道而在行政上脱离了“江南”范畴。“江南”的行政概念开始缩小。
宋代改“道”为“路”。北宋前期皇帝吸取唐朝时期藩镇割据的历史教训，去除了“道”原有的军事功能和行政功能，“路”的覆盖区域固然类似于“道”，但是“路”只是负责辖区内的赋税征收和漕粮运输，是中央派出的地方最高经济机构，不过，随着宋朝的政治演进特别是因应北方、西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战略压力的需要，“路”逐渐拥有了自己在辖区内的军事权、行政权，逐渐成为凌驾于州之上的行政机构。由于宋朝的统治范围大大小于唐朝，同时也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统治，两宋时期的“路”的辖区普遍小于唐朝的“道”。宋初全国分为十五路，宋神宗时期细分为二十三路，南宋的半壁江山也被分为十六路。唐朝的江南西道、江南东道到两宋时期改为江南西路、江南东路，但是辖区缩小了，江南西道被拆分为江南西路和荆湖南路，江南东道被拆分为江南东路、两浙路和福建路。荆湖南路、两浙路、福建路特别是荆湖南路和福建路的析出，使得今湖北南部、湖南全境、福建全境在行政意义上脱离了“江南”，“江南”的行政概念进一步缩小，以至于它在行政上只辖有今江西全境、皖南、苏南和浙江全境。
元代开始实行行省制度，两宋时期的江南西路、江南东路（含两浙路）被划入江西行省、江淮行省，这两个行省取代了两宋时期行政上的“江南”，但是江淮行省向北延伸到了今江苏境内的江北。尽管元代行省的名称中没有出现“江南”二字，但是两宋时期“江南”的行政概念已经深入人心，人们不会忘记“江南”。明朝的江西省沿袭元朝的江西行省，元朝的江淮行省被明朝拆开，大部分设为浙江省，北部被并入南直隶。明代人谈到江西省、浙江省和南直隶南部时，常常以“江南”代称，比如董其昌在《节寰袁公行状》中就赞扬名扬江西、浙江、南直隶的袁可立为“江南冠”。元明时期“江南”一词行政意义的存留为“江南”二字重新出现于清朝的行政区划中奠定了基础。
清朝一方面继续实行元明时期的行省制度，一方面借鉴唐宋时期的道、路制度设立准行政意义上的中央派出机构。行省上，清朝设置了内地十八省、盛京三将军辖区、西北二将军辖区、蒙古二区、青藏二办事大臣辖区，共有省级行政区二十七个。其中，内地十八省中有江南省（后分为江苏省和安徽省）、江西省、浙江省，三省（四省）的辖区其实就是元朝时期的江西行省和江淮行省，两宋时期“江南”的行政范围是三省（四省）的主要部分，但江苏江北部分是“江南”行政范围向北扩大的结果，但是这种扩大不是两宋“江南”一词行政意义上的扩大，这个问题下文还要说到。清朝还实行效法唐宋道、路的中央派出制度，在江苏、安徽、江西、浙江这四个囊括两宋以来“江南”行政含义的省的辖区内，清政府设立了军事派出机构两江总督和闽浙总督，两江总督管辖前三省，闽浙总督管辖浙江省和福建省。在上述四省范围内，清政府还设立了三个织务管理派出机构江宁织造、姑苏织造和杭州织造。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北宋以来形成的行政上的“江南”，其辖区大大小于六朝以前地理上的“江南”，经由元明清时期的行省制度，特别是清朝的总督制、织造制与行省制的相结合，元明清“江南”一词行政意义上的地理范围比两宋时期有所扩大，主要是其在今江苏境内向江北的拓展。
（插图四：昆曲文化）第三．宋至清：江南从地理概念、行政概念向人文概念转化
中国文明主要起源于黄河流域，但是长江流域的文明并不比黄河流域出现得晚，只是长江流域的文明相对比较分散，迟迟没能形成强大的统一的奴隶制国家，而黄河流域从夏到商，一直强劲发展到周，中央政权的强力统治区不断扩大，总体上呈现出北方统一的奴隶制文明“吞并”南方散点文明的态势，因而，黄河流域的文化长期优于长江流域。
秦统一天下后，封建地主阶级专政下的文明和文化依然保持着黄河流域先进而长江流域相对落后的状态。元奔认为，秦始皇泰山封禅是其尊重黄河流域文明的典型表现，而他游湘江时以伐树赭山的方式戏弄湘江水神是他蔑视长江流域文明的生动写照。秦末时立国并延续到汉武帝时期的南越国长期引进黄河流域的农业、手工业技术，引进儒家文化，其文明也一直赶不上北方，并最终被汉朝统一。
三国时期，偏居长江流域的孙吴政权因生存需要而努力经营其统治区的经济和文化，长江流域开始追赶黄河流域。晋室南迁，中原地区大批具有农业、手工业技术的农民、工人和通晓儒家文化的知识分子迁居到了长江流域，主要居住在东晋及其后南朝的宋、齐、、梁、陈最强有力的统治区即首都所在的长江下游流域和钱塘江流域，也就是今江西东北部、皖南、包括扬州在内的江苏南部、浙江西北部及北部，这一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得到迅速发展。相反，中原地区先后被氐、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统治，早先先进的文化受到一定程度的摧残，加之人才大量流失到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文化发展放缓，并逐渐落后于长江流域，到南北朝中后期，中国文明形成了北方军事强于南方，南方经济和文化强于北方的局面。隋唐时期，大一统的帝国基本延续了南北朝时期形成的南北文明格局，黄河流域是帝国的政治中心，长江流域是帝国的经济中心，文化上则是北方主导下的南北方齐头并进。
唐朝灭亡后，契丹人建立辽政权，与后来统一五代十国的北宋争夺黄河下游。为了壮大国力，北宋把军事力量集中于黄河流域，则把经济和文化重心向南转移，走以南养北的路子。随着女真人的金灭辽和北宋，宋室南迁，金完全占据了黄河流域，淮河流域成为金与南宋的战略缓冲区，而南宋被迫只能专心经营长江流域。
长江有上游、中游和下游之分。上游流域多崇山峻岭和湍流的江河，放在现代具有水力发电和矿藏开采的优势，但是南宋时期不可能具备这种优势。中游流域多湖汊沼泽和平缓的河流，放在现代具有多种水产养殖和旅游开发的优势，但是南宋时期也不能具有这种优势。
下游流域就不一样了。自江州（今江西九江）以东，直到润州（今江苏镇江），长江两岸、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是汉代以来长期得到充分开发的土质优良的平原，值得南宋政府继续深耕细作；润州至大海的长江两岸是长江冲击成的未开发平原和滩涂，这是南宋政府组织流民耕作的新的农业经济增长点；今江西东北部、皖南、苏南、扬州、浙江西北部及北部河网密布，这些河流既是农业灌溉所不可缺少的水利条件，又可以同时进行规模化水产养殖，当然值得南宋政府高度重视。在南宋百余年的经营下，长江下游流域和钱塘江流域终于成为鱼米之乡。同时，南宋的首都也在这里，这里是当时超越中原地区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建康的江南贡院、江西的白鹿洞书院等是当时最为重要的科举文化基地，南宋的词不厌其烦的吟咏南宋人特别是生活在长江下游流域、钱塘江流域的士大夫们精致的物质生活和悠闲的文化情怀。长江下游流域、钱塘江流域的文明终于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即人文上）全面超越了黄河流域文明。
元明清时期，固然首都长期设在北方，但是北方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始终落后于长江下游流域和钱塘江流域，元明清政府一直重视修建从长江下游流域和钱塘江流域通往北方特别是今北京的官路，一直重视疏通钱塘江流域通往今北京的大运河河道，其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加强中央政府对长江下游流域和钱塘江流域的政治控制，二是方便长江下游流域和钱塘江流域的工农渔业产品输送到北方。
南宋及元明清时期重点经营的长江下游流域和钱塘江流域基本上与当时“江南”在行政区划上所包含的地理范围一致，但多了一个扬州。这正是元奔在前文聊到的元朝设立的江西行省和江淮行省把宋代的行政“江南”向今江苏境内江北拓展的根源，明朝设立的江西省、浙江省和南直隶承袭了元朝的做法，而清朝设立的江苏省、安徽省、江西省和浙江省同样有这方面的考量。
此外，也更重要的是，南宋以来优越的物质生活和秀美的山水，使元明清时期的长江下游流域和钱塘江流域能够养育起一批又一批文化事业的专门从业者。这些人既包括美食、建筑、家具、瓷器、丝绸、茶叶、笔墨纸砚等精致的有品位物质生活及其用品的研究者和制造者；又包括参加科举考试以发扬光大儒家传统文化的儒士；还包括更多的民间文艺诸如戏曲之类的创作者和表演者。长江下游流域和钱塘江流域上千年的文化创造促使“江南”一词在这一地区的使用从地理、行政概念演化到人文概念。
（插图五：江南家具与江南风情）综上所述，元奔认为，在中国历史的演化中，“江南”一词的概念经历了三个既相互独立又有所交织的发展阶段。
地理上“江南”的概念源自先秦，成熟于汉代，一直延续到六朝，主要是指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包括今四川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全境、江西大部、安徽南部、苏南、浙江西北部及北部。
行政上的“江南”概念，先是由唐初等同于六朝以前地理上的“江南”概念的江南道，缩小为盛唐时期其地理范围不包含今四川东南部和贵州东北部的江南西道和江南东道，然后继续缩小为地理范围不包含今湖北南部和湖南全境的两宋时期的江南西路、江南东路和两浙路，元明清时期设立的行省所昭示的行政“江南”的地理范围在前代基础上于今江苏境内向江北有所拓展。
人文上的“江南”最初与中国历史上的分裂分治有关，她滥觞于孙吴对长江下游流域和钱塘江流域的优先治理，初步发展于东晋南朝时期对长江下游流域和钱塘江流域的精准经营，继续发展于两宋特别是南宋对长江下游流域和钱塘江流域上百年的深度开发。在以上漫长历史时期积累的深厚的物质基础和人文基础上，人文“江南”在元明清三个统一的朝代里终于发展成熟，成为优美的山水文化、精致的建筑文化、丰富的菜肴文化、雍容的茶艺文化、典雅的文房文化等各类文化相辅相成、融会贯通的综合体。
元奔认为，人文上的“江南”是地理上的“江南”和行政上的“江南”综合演化的结果，它在地理上所包括的大致范围是长江下游流域和钱塘江流域，也就是今江西东北部、皖南、江苏南部、浙江西北部及北部，如果我们要列出其代表性城市，那就是今江西省的九江、上饶、景德镇，安徽省的安庆、池州、铜陵、芜湖、宣城、马鞍山、黄山，江苏省的南京、镇江、扬州、泰州、苏州、无锡、常州，浙江省的湖州、杭州、嘉兴、绍兴、宁波。
（插图六：作者董元奔年在拙政园）董元奔，年生，传统文化学者，高等教育工作者，网络知名作家。
世纪初在教育主管机关做文字工作，后辞职创办江苏省某著名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培训机构，又在某高校创办全日制特色系部，皆专事汉语言文学专业，十余年间培养了四千余名本科毕业生，培训事迹被《中国教育报》、《中国考试》杂志、《新华日报》等多次作长篇报道，被《江苏自学考试》杂志两次作封面人物介绍，事迹还被以专有名词形式载入江苏省教育厅《江苏教育年鉴》、宿迁市政府《宿迁市年鉴》、大型辞书《中华百年人物篇》等。
办学期间一直居教学一线，并笔耕不辍。年结庐闹市做自由写作者，主要写作文史论文、文化随笔、诗词等，已在各类媒体发表作品约万字。曾有数十篇文史哲类论文获人民日报出版社专题征文一等奖及网络大奖，部分诗文入选《中国诗典》、《现代教育管理理论与实践指导全书》等国内权威版本。
（编辑：董尧、霜婵、丰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