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王国维的昆曲文献研究，是在传统文献学的基础之上，为包括昆曲在内的戏曲文献研究开拓一条前景广阔的康庄大道，那么，精于制曲的吴梅之于昆曲文献学研究，在后来的接受者那里，真可谓是“应者寥寥”。这不能不说是学术史研究的一个极大误解。就昆曲文献研究内部而言，王国维《曲录》的不足之处，本身便为后来者研究提供了空间。他借文献以存“史”，严守文献学著录规范，则为过去百年昆曲文献研究者所承继。王氏对昆曲文献研究种种不足的根源性原因是他自身对文献“内在““目验过寡”，如王氏著录元明杂剧，尚有《元曲选》、《盛明杂剧》等可以触及内在的文献可为参考。而著录南戏传奇，王氏依据的便是《传奇汇考》、《新传奇品》以及从《扬州画舫录》中转引的《曲海目》、《曲考》，即文献学中谑称的“书皮功夫”。至于文本可见者只有《六十种曲》与《传奇十种》，这与《曲录》所著录的一百二十种元明南戏传奇、三百七十种清人传奇，相去甚远，而与王氏研究互补的正是吴梅的昆曲文献研究，这一点往往为学人所忽略。吴梅出入昆曲文本内外的文献著录与考辨，在树立另一新型典范之外，更引来一些争议。因此，我们探讨吴梅的昆曲文献学研究，便不得不从此发端。昆曲文献研究史上一个误会之澄清王卫民先生《谈吴梅的戏曲序跋》云：“吴氏南北奔走，节衣缩食，收藏古曲本种，每一本总要仔细阅读，细细琢磨，并把心得体会写在书前书后或发表在出版物上。”延续半个世纪的对吴氏戏曲，尤其是昆曲文献研究的资料收辑，以较为丰富的证据说明，吴梅并非不长于文献研究，其昆曲文献著录亦非随意，而考证更不是错误百出，但这些喜为学术史研究争论的问题，其实是次要的、外围的，归结到吴氏的研究内在来看，更为重要的是，无论学术史家如何评价吴梅，其传承有自、明晰异常的研究理路，进而达到了独具一格的研究成就则决不容轻视，仅以吴氏所为传奇跋文。大体包括四个方面：一为曲家生平；二为曲剧版本；三为曲目批评；四为曲律考证；五为曲文。以撰写时地、条件、动机之异，或诸项全“曲目批评”即“关目”。大体有溯来源、记梗概、辨出入三个方面。《浣纱记》跋谓从《吴越春秋》而来，此溯来源：《金印记》跋谓“此记苏秦事，自十上不遇，致佩六国相印止，通本皆依据《战国策》，则记梗概”。又《浣纱记》跋谓“与史不符处多”，已不追备举；《金印记》跋调“惟云秦之兄素无赖，谗秦于父母，则由嫂不为炊，一语而附会之也”，此辨与来源之出入者，至于曲律批评与曲白以及风格辨析，更是吴氏擅长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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