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燕华
傅雪漪先生是北京人，生于年，年是他一百周年诞辰。对这样一位造诣深厚的学者、艺术家，应该庄重、严肃地来纪念，但疫情一次次打乱我的构想，转眼间就到了年尾，只得作罢。
新年伊始，写一篇纪念傅雪漪先生的文章，也算了却我的一桩心事，弥补我的一份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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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雪漪这个名字在音乐界、戏曲界的前辈和后辈中很是响亮，但对大多数人而言却相当陌生。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推出了一部五幕历史剧《蔡文姬》，剧中的古曲《胡笳十八拍》赫赫有名，殊不知为之谱曲的就是傅先生。
回忆与傅先生的相识，是在我和爱人李燕拍摄了曲艺片《胡同古韵》之后。当时活跃在钱亚东先生主办的“集贤承韵”票房的北方昆曲剧院的老生演员张卫东，很希望我们再拍摄一部影片，记录一下由俞平伯先生创办、已活跃几十年的北京昆曲研习社的拍曲活动。我和李燕一听觉得“有理”——如果再不抢救，恐怕连昆曲也要淡出人们的生活了。
恰在此时，中央电视台《中国风》栏目的编导迟连方找了过来，他们想制作一些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节目。经过反复研究，我们共同确定了古典诗词吟唱这一主题，“吟”的主讲嘉宾是文怀沙先生，“唱”的主讲嘉宾是傅先生。我负责一部分文字编写的工作，严格来讲就是选主题、查资料、“串词儿”——文先生和傅先生都是专家级的学者，他们的“词儿”滔滔不绝且引人入胜，根本不用我去“编”，瞪着眼听还来不及呢。
这次合作，让我得到了向傅先生请教的机会。回想起来，应该有两件事可以“载入史册”。
古典诗词歌曲是音乐与文学相结合的产物，创作、演唱古典诗词歌曲是傅先生主要的学术成就。无论是释谱、梳理还是传承、授徒，他都是以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完成的。
姜夔（姜白石）是南宋后期的音乐家、诗人，一生漂泊于江淮，寄人篱下。他尽毕生所学写下传世的《白石道人歌曲》十七首，每个字旁边都缀有宋代俗字音谱的符号，是研究南宋词曲音乐的唯一原始资料。年，夏承焘先生用“工尺谱”完成了“译谱”，傅先生以此为依据，又参照杨荫浏先生、阴法鲁先生在年出版的《宋姜白石创作歌曲研究》，再整理出姜白石的十首歌曲，其中《霓裳中序第一》是傅先生的译谱。从学术研究的继承和推广角度来看，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时至今日，识“俗字谱”的人更少了。
除此之外还有两种音像资料的录制，或许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能起到定向的作用。其一是《中国风》栏目为傅先生创作的古典诗词歌曲录制的几十段音像，其中有傅先生的演唱，也有北方昆曲剧院蔡瑶铣和史红梅的演唱；这是根据诗词的实际内容，用男、女声分别进行演唱，以达到不同的表达效果。其二是傅雪漪等几位名家演唱诸宫调的音像，遗憾的是仅仅录制了影像资料存档，并未公开播出。后来傅先生跟我商量，“吟”和“唱”虽然不同，但都是古诗词的最高表现形式，他想同文怀沙先生分别以“唱”和“吟”的方式来演绎屈原的《离骚》。这是一个“大工程”，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由于各种原因，最终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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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李苦禅先生逝世十周年，得益于有关单位的支持，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大型画展，苦禅先生的家属还自备资金，邀请傅雪漪、孔新垣、李竹涵等友人排演了《狂鼓史渔阳三弄》。
明人徐渭（徐文长）是中国大写意花鸟画发展历程中的一座丰碑，无论是“扬州八怪”还是郑板桥、吴昌硕、齐白石等人，皆以他作为追求和超越的目标，苦禅先生也不例外。有人拿着自己写的《八大山人》剧本请苦禅先生审阅，苦禅先生说：“八大山人的本子不好写，不如写写徐文长，他这辈子大起大落，在胡宗宪幕下参加抗倭斗争，又诗又画，还编写了剧本《四声猿》，全才啊！梅兰芳排演的《木兰从军》就是根据《四声猿》里的《雌木兰替父从军》改编的……”
为了了却苦禅先生的心愿，我和李燕酝酿着再现《四声猿》中的《狂鼓史渔阳三弄》一出，即曾在舞台上表演的《阴骂曹》；与京戏《击鼓骂曹》不同，《狂鼓史渔阳三弄》着意表现祢衡在阴间骂曹操的情景。
我们诚恳地邀请傅先生为《狂鼓史渔阳三弄》剧本谱曲，邀请中国京剧院以演大丑角闻名的孔新垣先生担任导演，苦禅先生的弟子、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的李竹涵出面协调一切“杂务”。
为了创作出既有传统又不失“杂剧”风格的曲调，傅先生搜寻、组合、调整了诸多小曲小调。至于“杂剧”，傅先生肯定也没有看过现场版，那怎么做才能让观众认可这就是“杂剧”？必须“出新”，而所出之“新”又必须是“旧”——早于昆曲的曲调，与此同时还要得到学术界的承认——承认这不是昆曲，而是更早的“杂剧”。
傅先生对早于昆曲的各种唱腔进行了精选，将南曲、戈阳腔、高腔等曲调装入戏文，系统整理。他自己先把唱词疏通，再写成曲谱交给演员试唱，而后细心打磨。傅先生很虚心，请戏曲界的一些老专家来评判，在得到肯定之后他才放心地唱；那些听着不顺或情绪表达不准的地方，他会反复调整，直到唱的人和听的人以至伴奏、笛师等都认为和谐了才定板。
虽然这出戏只演了一场，但专家学者、国际友人和普通观众均对此给予好评，记得郭汉城老先生说：“这出戏完全可以公演，太好了！”可惜当时不具备公演的条件，只录了像。由于我尚未退休，每天到学校教课，没能挤出时间与傅先生就戏中所使的诸首曲子深入求教，失去了了解更多史料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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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敢说自己是傅先生最信任的人，但我可以真诚地说，傅先生对我很认同。他曾希望我为他写“传记”，当时既兴奋又紧张的我一口应下，并且计划尽快落实。后来，傅先生的身体每况愈下，尤其是他的视力丧失之后，越发烦躁、失落，此事一再搁置，成了永远的遗憾。
傅先生住在“前三门”大街的“板儿楼”里，那是个不大的两居室，由于建设年代过早，楼层设计和建筑质量都存在一些问题。一天，我和李燕去他家，一进入那狭窄的门厅，就看到支着好几根竹竿，前后晾着不少衣服。我们一边扒拉挂着大衣、裤子的衣架，一边探头探脑地寻着缝隙往里走。
“这是怎么啦？”我大声地问。
“屋顶渗水了，正好在壁橱上头，把衣裳和被子都给浸湿了。阳台太小晾不下，只好挂在这儿……”隔着这些“障碍”，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得，这回能唱《挑帘裁衣》了！”我开玩笑说。
“甭裁，这都是我出国时做的礼服，”傅先生撩起挂着的衣服，“晾干了看吧，不成还得拿出去洗！”顺着他撩开的空当儿，我们钻了进去。
进入傅先生的书房后，我突然看见两位文静的女孩子，她们拿着比笛子粗一点的乐器，微笑地看着我，也不说话——看来是听见我的声音，她们才停下的。
“呦，您这儿还有客人哪！我这么大呼小叫的，真不好意思！”
“这两位是日本学生，汉语说得不好，跟我学巴乌呢！”傅先生顺手递给我一只巴乌。
“巴乌？我还真没见过。”
傅先生说：“巴乌的演奏几近失传了。”随即他吹了几个音阶，我听后觉得既无笛子的清脆，也无洞箫的哀婉，却有一股更古朴的低回荡漾。当时我真有些惭愧，自己国家的乐器竟然不识，反倒是日本的女孩子在学……
傅先生家的楼道也非常狭窄，而且拐弯抹角，每次去都得转几个90度。傅先生家的门在二道墙上，临街的外墙还有一户人家，凹进去不少，两个门不是并排的。如此设计虽然留出一段通道，但两户人家谁也听不见谁的动静，由此又衍生出新的问题——
一次我刚走到傅先生家的那层楼，迎面看见那户人家门口贴着一张“告示”：“小偷！我家已被偷三次，没什么东西了，请不要再撬锁了。”落款为“本家住户”。我“大开眼界”，笑说：“小偷要是看了也得笑！”见到傅先生，我赶忙把这“见闻”告诉他，他说：“本来我们就聋了，还隔着俩拐角，街坊家出什么事，我们哪儿听得着啊！”
我突发奇想：“您这房是谁分的？”
“‘艺研院’分的，原来住的是平房，孩子们都长大了，住不开，没法子！”
说起平房，我问：“您在旗嘛？”
“我不是满族，原来也不学这行，在国立（北平）艺专学画画；我喜欢戏曲、古曲，现在副业倒成了我的专业了。”
记得我最后一次拜访傅先生，是在他双眼全盲之后。看到他凝视前方的茫然模样，我流了泪。病痛的折磨使他失去往昔的风采，但他的头脑依旧清醒——坦然面对未来。
尽管这次见面的时间不长，我还是问了他一个问题：《四郎探母》中大国舅、二国舅施的“番邦大礼”是怎么演化来的？
傅先生说，少数民族长期在马背上生活，这是从他们见面打招呼的礼节中提炼出来的。我顿悟：戏台上的那种大礼既彰显了游牧生活开朗、张扬的特点，也表明汉族和“番邦”的不同礼节，以示区分。
此时，傅先生若有所思，继而感叹地说：“你有问题还能问我，我现在有问题都没地儿问了……”说完，我们都沉默了，我知道这句话的分量：对人生的感叹、对故友的怀念、对自己未了心愿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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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先生编写了一本《中国古典诗词曲谱选释》，一直苦于无法出版。那是年，“出书难”的时代已经远去，出版社虽然有了相对宽裕的出版权限，但也列出必须保障“收益”的附加条款——尽管作者可以得到稿酬，却要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眼看傅先生费尽心血的著作无法出版，我和李燕很着急，幸好一位企业家朋友愿意慷慨解囊，他说：“老先生的书我看不懂，你们要说是好东西、能传世，这钱我出了！”他的豪爽令人动容！我表示一定会把他的心意带给傅先生。
就这样，《中国古典诗词曲谱选释》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书出版后，傅先生邀我和李燕到他家，交给我们一份账目单，上面详细列明了各种费用，连找回来的零钱他都要我们转交那位企业家朋友。我怔怔地看看他，又看看那些零钱——像这样“丁是丁，卯是卯”的人，当下还有多少呢？我在傅先生身上看到了老一辈中国文人的作风……
另一本《傅雪漪古典诗词配乐吟唱曲选》也在台湾出版了，这本书里有简谱，也附有五线谱。我并不专攻音乐、戏曲，只因父亲酷爱京剧，家里存有“工尺谱”的唱本，也存有刘天华先生为梅兰芳先生谱曲的一册唱本——简谱部分顺翻、五线谱部分反翻，这是刘天华为梅兰芳出国演出特地出版的曲谱，便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我就是依照这些曲谱开始学唱的。
台湾刊印的《傅雪漪古典诗词配乐吟唱曲选》继承了刘天华先生立于东西方交流的文化高度，对所唱诗词意境的诠释非常到位，优美感人。至于诗词的文字翻译，另当别论，毕竟难度太大了。
在对待古典诗词吟唱的问题上，为什么我一门心思推介傅先生呢？因为他是以汉字的音韵作为一切创作的基础和出发点的。虽然有不少人都唱古曲，但由于他们文字学、音韵学的知识储备不足，听起来总像现代人唱的“歌儿”，而不像能入情入境、浸透古意的“曲”。当代人本身就缺乏古典文学的积累，缺乏对传统音乐的研究，这样“编”出来的“歌儿”与流行歌曲不同，也与古曲大相径庭，不能相提并论。
年，既不是“大师”也不是“巨匠”的傅雪漪先生走了，医院那间小小的告别厅里，我和李燕来为傅先生送行。清冷的早晨，只有二三十位亲友、单位领导和几位弟子到场。昔日情景不禁涌上心头，耳畔传来的抽泣、心底藏着的遗憾，让一切显得那么五味杂陈……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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