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胜辉学习与思考第天
今天，我想从一首诗说起。这首诗人人都会背：“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今天要讲的书和粮食没什么关系。那我为什么要提这首诗呢？因为你仔细想一想，这首诗很奇怪。从内容上讲，这首诗没说出什么惊人的道理。它讲的东西很简单，就是粮食的来历。从文采上说呢，这首诗也谈不上有多么精巧雅致，就是古人的大白话。但就是这么一首“貌不惊人”的诗，居然能从唐朝一直流传到现在，还能成为所有唐诗里最出名的那几首之一。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又想了想，觉得这事儿倒也好解释。说清楚一件东西的来历，这可能就是这首诗了不起的地方。在我们的头脑里，好像有一种固定的机制：只要我们知道一件东西来之不易，包含了人类的辛勤和智慧，就会自动给它蒙上一层温柔的滤镜。这样的例子非常多。比如，你只要见过木匠手上的老茧，就会觉得桌椅板凳都很可爱；你知道一本书凝聚了作者十年的心血，就会觉得书捧在手上沉甸甸的。因为知道了东西的来历，我们就会不由自主地释放出善意。一首讲农民种粮食的诗能被千百年来无数的中国人传唱至今，或许也是同样的道理。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这本书，就带给我一种类似的感受。读完了这本书，再看看我身边的同事和朋友，我都会觉得他们更可亲，也更可敬。因为，从这本书里，我知道了他们从哪里来。这本书的书名叫《大国大民》，“大国”指的是中国，“大民”指的是中国人。中国和中国人，这都是相当宏大的话题。要想驾驭这样的话题，作者当然要有了不起的见识。《大国大民》的作者正是这样一位见多识广的人。他叫王志纲，是国内知名的战略咨询专家。王志纲老师早年在新华社做过记者。从年到年，他在改革开放的第一线做宏观经济报道，见证了那个风潮涌动的时代。从年下半年起，王志纲老师下海经商，之后创办了战略咨询机构“智纲智库”。他曾经给碧桂园、茅台这些重量级的企业做过战略规划，也经手过西安皇城复兴、昆明世博会这类城市级的大项目。在做记者和策划人的这些年里，王志纲老师走遍了中国的土地。他和政界、商界的领袖们讨论城市和企业的走向。他也深入市井，体验全国各地的风土人情，探索文化现象背后的历史根源。在《大国大民》这本书里，王志纲老师写下了他几十年来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观察，也对全国各地的发展战略发表了他自己的看法。借助他的视野，我们不仅能看到当代中国的精彩，更能发觉历史和当下丰富的关联。在这本书里，王志纲老师介绍了全国各地的山川、江河、历史、人文。不过在我看来，王志纲老师观察中国和中国人的视角才是这本书最大的价值所在。在接下来的解读中，除了为你介绍各地的知识，我也会和你一起，体会作者剖析问题的角度。第一部分《大国大民》这本书，在结构上，分了十四章，每一章介绍中国的一个典型的地理单元。这些地理单元，有的是一个省份，比如，山东、安徽、浙江；也有的是比省份范围更广的地区，比如巴蜀地区和东北地区。按照省份和地区来观察中国，这其实是一种比较难得的视角。提到“中国”这两个字，你可能会想到我们的国旗、国徽、国歌，也可能会想到“多万平方公里”“14亿人口”这些抽象的数据；再不然，你可能会把视野收回到身边，你和你身边的人都说中文，吃中国的食物，过中国的传统节日。这其实就是我们理解中国最常用的两种视角：要么是通过抽象的符号，认识一个整体的中国；要么是通过具体的生命经验，认识一个身边的中国。在这两种视角中间，缺少了一个不远不近的视角，这就是在省份或者地区这样的颗粒度上来认识中国。提到省份和地区，大多数的人可能对自己的家乡还有所了解，但对中国其他的地方，就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了。因为对其他的地方了解不多，全国各地的人彼此之间就可能产生误解。这种情况，你可能也碰到过。王志纲老师是贵州人，他刚上大学的时候，就有同学问他：“你是骑马上学的吗？”“你们那儿开垦荒地的时候，是不是还得烧掉一大片树林呢？”问得他又好气，又好笑。这些同学倒没什么恶意。要是这种刻板印象里还掺杂了恶意，那就会演变成所谓的“地域黑”。地域黑当然是没什么道理的。因为一点点成见，就否定整个地区的人，这当然既不理智，也不礼貌。但在地域黑这个问题上，王志纲老师没有停留于表面的批判，而是做了一番精彩的分析。王志纲老师梳理了全国各地的情况，他发现，被黑得最惨的是四个地方。这四个地方的朋友，听了别生气啊。这四种最常见的地域黑是：“河南骗子、安徽乞丐、苏北苦力、山东强盗”。这就有意思了。河南、安徽、苏北、山东，这四个地方在地图上是连在一起的。为什么地域黑的重灾区在地理上会这么集中呢？这个问题，放在今天，不好解释。但你回到历史上去看，情况就很清楚了。从周朝有明确记载的年代以来，将近三千年的时间里，黄河下游的河道就像一根没人看管的橡胶水管一样，从北到南，又从南到北，来回地摆动。这中间扫过的区域，大致就覆盖了河南的东部、安徽的北部、江苏的北部和山东的西南部。所以，这四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有一个统称，叫作“黄泛区”，也就是黄河泛滥的区域。只要你知道这件事，再看地域黑的问题，就会有新的理解了。关于河南、安徽、苏北、山东的地域黑的说法，并不能说明当地的老百姓在品行上有什么问题。这些刻板印象真正反映出来的，是黄泛区的人民艰难的生存处境。自古以来，因为黄河改道造成的洪灾不计其数。这对农业社会里靠土地吃饭的老百姓来说，可是致命的打击。黄河一旦决口，一年到头的劳苦就会颗粒无收。很多本分的农民，为了活命，也不得不落草为寇，或是远走他乡，靠出卖体力换一条生路。这就有了“山东强盗”“苏北苦力”这样的说法。我们且不说这些刻板印象的荒谬之处，即便它们反映了某种历史的真相，这个真相的主题也是苦难和挣扎，值得我们用同情，而不是戏谑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分析到这一步，你已经可以看到，地域黑只是表面的现象，黄泛区才是背后的本质。那么，了解了这个本质，我们还能获得什么启发呢？按照王志纲老师的分析，“黄泛区”这个概念的背后，还藏着几个大问题的答案。从消极的意义上来讲，黄河泛滥带来的是灾难。但有个事实你不能否认：黄河可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啊。纵观世界四大古文明，每一个都诞生在大河流域。但这四大古文明的母亲河，性格各不相同。我们就拿古埃及和中国做个对比。古埃及的尼罗河也会泛滥，但泛滥的周期是固定的。而且，河水泛滥后，还会留下肥沃的土壤。古埃及人算准了尼罗河泛滥的时间，不仅不用担心财产被河水吞没，还能白白收获大片的良田。相比之下，黄河可就没这么仁慈了。跟尼罗河比起来，黄河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极高的含沙量。河水泛滥过的地方，留下的不是良田，而是盐碱地。而且，黄河泛滥起来可没什么规律，古代的中国人数学再先进，也没法预测。如果说尼罗河是一位溺爱孩子的母亲，那黄河这位母亲的性格实在是喜怒无常，而且每一次发起火来，都有毁天灭地的气势。这样的一条河为什么能孕育中华文明呢？因为，灾难的另一个名字是挑战，而文明正是迎着挑战诞生的。历史学界有这么一种说法：正是为了应对黄河的水患，中原大地上的先民们才结成了统一的国家。这种说法你可能听过：在上古时代，治水是一项大工程，需要大规模的协作。大量的协作者需要一层一层地组织起来，国家的雏形就在这个过程中逐渐产生。中国古代大禹治水的神话，很可能就反映了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不过，这种说法只说出了一半的真相。王志纲老师说，黄河的水患之所以能催生出大一统的国家，还有另外一层原因，这就是黄河会在黄泛区的各个政权之间形成一种“恐怖平衡”。什么叫恐怖平衡呢？冷战期间，美苏两个大国围绕核武器形成的平衡，就是一种恐怖平衡。因为对立双方的手上都握着一张和对方同归于尽的底牌，双方反倒能冷静下来，达成一种默契的和平。王志纲老师说，中国早在春秋时代就形成过这样一种局面。只不过，那时候没有核武器，恐怖的来源是黄河的水患。王志纲老师的这种说法是有史料支持的。成书于西汉年间的史书《春秋·公羊传》里记载，鲁僖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年，齐桓公召集黄泛区的各路诸侯在阳谷这个地方会面。由齐桓公挑头，大家达成了一项协议：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在黄河上修建对邻国有害的工程；而且，一旦黄河决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阻碍粮食在各国之间流通。在那个时候，黄泛区的这些小国彼此之间未必是和平的关系，但大家都知道黄河的厉害。只要黄河水泛滥起来，那谁都活不了。在黄河这个巨大的挑战面前，各国之间的恩怨也只能让位于整个黄泛区的共同利益。王志纲老师认为，正是因为黄河的威胁催生出了黄泛区这个命运共同体，中原才会从分裂走向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说，黄泛区的老百姓的确历尽苦难，但苦难也始终是中国走向大一统的一个重要的原动力。黄泛区正是中华民族经受历练，走向成熟的地方。黄泛区对中国的意义还不止于此。王志纲老师还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猜想。他认为，除了催生出大一统的国家，黄泛区还给中国人留下了一个精神上的遗产。这个遗产就是道家思想。这个猜想有实际的历史证据。道家的基本经典，老子的《道德经》和庄子的《逍遥游》都诞生在黄泛区这片土地上。魏晋时期的嵇康、刘伶这些玄学大家也都是黄泛区的居民。从道理上讲，黄泛区和道家思想的关联也不难解释。黄泛区的自然环境极不稳定，农业生产始终受到水患的威胁，这会导致社会动荡，甚至引发兵乱。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人生无常，繁华速朽”是他们最直观的感受。那些古代的智者很可能就是因为受困于这样的现实环境，才悟出了超然世外的道家思想。一种精神上的遗产一旦形成，它的辐射面就相当广了。《大国大民》这本书里讲了这么一件事：年汶川地震，有户人家妻子不幸遇难，丈夫就把妻子的遗体绑在背上，骑着摩托车带她回家。有人问这位丈夫，这是做什么呢？他说：“背婆娘。”背婆娘做什么呢？他说：“背回家去埋。”当时，这个故事被记者报道出来，在国际上引起了轰动。这当然是件很悲伤的事，但更让人们觉得震撼的是，这位四川丈夫并没有表现出呼天抢地的悲痛，而是显得很平静。从他做的事情上来看，他对妻子显然是有真情义的，他的这种平静也绝对不是冷漠。那到底是什么支撑着他，在这样巨大的人生悲剧面前，还能坦然面对呢？王志纲老师说，这位四川汉子的精神底层，有道家的色彩。巴蜀地区的文化受到了道家思想很深的影响。早在东汉时期，道教的祖师张道陵就在成都西部的鹤鸣山创立了天师道。这里至今都被奉为道教的源头。不过张道陵可不是四川人。他出生在黄泛区的沛国丰县，就在今天江苏省的西北角。按照王志纲老师的分析，这里正是道家思想兴起的地方。张道陵从小就熟读《道德经》，这可能也和他的成长环境有关系。发源于黄泛区的道家思想，经由张道陵这枚种子，千里迢迢地飘到巴蜀地区的鹤鸣山生根发芽，又在接下来的千百年间塑造了巴蜀人的精神世界。王志纲老师说，巴蜀人的精神可以概括为十二个字：“好享乐、尚自由、不畏死、不避祸。”意思是，他们能笑对生死，对人间的大悲苦既不恐惧，也不躲闪。而我们从道家思想的传播路径上来分析，巴蜀精神的根源，细究起来，还是要追溯到黄河这条喜怒无常的母亲河。王志纲老师关于黄泛区的分析让我很受启发。以前提到地域黑这个问题，我只觉得那都是无聊的偏见。但是王志纲老师把这个问题接入了历史学和地理学这两个更大的结构。他在地图上找到了地域黑的集中区域，挖出了“黄泛区”这个更底层的逻辑，又从历史上找到了理解黄泛区的新视角。经过他的这番分析，地域黑就不再只是一个令人烦恼的浅薄话题。在这个问题的背后，有中国大一统的原动力，还有道家思想的根源。第二部分把问题接入更大的结构，这是一种发现新知识的方法。不过，除了运用大结构，王志纲老师还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