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艺传统来看，“以雅相尚”、“去俗复雅”一直是士阶层特定的审美意识，诗、词如此，戏曲亦应作如是观。至晚在元末私家园林“玉山草堂”中，南曲就开始进入士人的园林雅集空间了。在各种南曲声腔中，昆山腔清柔婉折，最接近士人趣味，故而玉山文人对这种南曲声腔情有独钟。关于昆山腔的产生，据魏良辅《南词引正》称：“元朝有顾坚者，虽离昆山三十里，居千墩，精于南辞，善作古赋。扩廓帖木儿闻其善歌，屡招不屈。与杨铁笛、顾阿瑛、倪元镇为友，自号风月散人。……善发南曲之奥，故国初有昆山腔之称。”魏良辅称顾坚与当时最负盛名的诗文家、曲家、画家为友，而这些文人正是“玉山雅集”的主要参与者，他们对昆山土腔有共同的兴趣，将其与古乐雅音相融合而创制出昆山腔。这既代表了士阶层要求“去俗复雅”的戏曲审美，也昭示了戏曲一旦进入士人园林，雅化即为必然。尽管顾坚等人创制出昆山腔，但那只是玉山文人的随意而为，并非出于自觉的艺术创造。徐渭《南词叙录》称南曲所唱为里巷歌谣，是一些本无宫调，亦罕节奏的村坊小曲，听来浅俗可嗤，昆山腔亦只是以笛管笙琵按节而歌，颇相谐和而已。祝允明《猥谈》亦指南曲诸腔都略无音律腔调，只是愚人蠢工徇意更变的东西，若披之管弦，必令人失笑。这说明，顾坚等人创制的昆山腔比较粗糙质陋，音乐水准并不高。对这种颇具原生态的昆山腔，文人雅士自然会以自身的审美趣味，对其提出进一步雅化的要求。明嘉靖年间，魏良辅等一批深通音律、熟悉南北曲的曲师，聚集于太仓、苏州，对昆山腔定腔、定板，自制新声，完成了昆山腔的进一步雅化。这种雅化后的昆曲“尽洗乖声，别开堂奥，调用水磨，拍捱冷板，声则平上去入之婉协，字则头腹尾音之毕匀，功深熔琢，气无烟火，启口清圆，收音纯细”。同时，他们又融合南北曲之所长，在弦索之外加入箫管，完善了昆曲的伴奏；加之士人内心所含有的对社会、人生的幽怨感伤，又赋予了昆曲婉约惆怅的诗化情感。所有这一切，都使昆曲最适宜传达士阶层幽深隐秘的情愫，也最适合在优雅静谧的园林中袅娜穿行。当昆曲完成雅化后，这种曲调即在园林遍地的江南唱响，令整个士阶层翕然向之。明中叶以后，江南士人对园林声伎的喜好，可用上下靡从、性命以之来形容。在私家园林中邀友人雅聚，一边品茗饮酒，一边聆听昆曲，成了晚明江南士人普遍追求的闲雅生活情调。永嘉人王叔杲“晨夕偕兄弟宾客置酒高会，酒酣自度曲为新声，授童子，令按节奏之，歌声绰影，相间错于峦容川色间，自如也”；常州人许自昌“花时柑候，命驾相期，雀舫布帆，间集梅花墅下，开帘张乐，丝肉迭陈”。在晚明时期，像这种朝歌夜弦的园林雅集场景实属司空见惯，妙曲清音流响于园林雅集之中，推动了晚明戏曲的持续繁荣。士人园林雅集时，往往由家乐昆班进行演出，家乐昆班的发展，提高了昆曲艺术的表演水平。早期的戏曲艺人是被称为“路歧人”的流浪艺人，他们游走四方，撂地为场，以一些简单的戏曲表演来谋生。宋元以来随着城市瓦舍勾栏的普及，适应市民阶层的戏曲欣赏趣味，产生了更多的职业优伶。总体来看，职业艺人大多目不识丁，表演技艺简单粗糙，难以满足士阶层的艺术欣赏需求，王骥德《曲律》中即称：“庸下优人，遇文人之作，不惟不晓，不易入口。村俗戏本，正与其见识不相上下。”于是，家乐昆班应运而生。华亭何良俊，太仓王锡爵，吴县申时行，无锡邹迪光，如皋冒襄，上海潘允端，扬州汪季玄，怀宁阮大逵，山阴张岱、祁笔佳，海宁查继佐，常熟钱岱等人的家乐戏班在晚明江南名闻一时，他们几乎无一不是昆班。借助园林雅集，昆腔清曲与剧曲在士阶层都得到广泛传播。本来，魏良辅是以昆曲清工对昆山腔进行改良的，所以改良后的昆腔新声仅以“清歌冷唱”的形态在士阶层传播，在士人看来，“大凡江左歌者有二：一曰清曲，一曰剧曲。清曲为雅燕，剧为狎游，至严不相犯”[插图]。清曲代表了士人审美的最高范型，而剧曲却属优伶搬弄的戏场声口，二者的区隔蕴含着士庶有别的文化品位和欣赏趣味。但是，经由家乐昆班的精湛表演，昆曲一改清歌冷唱的传统，无论清曲剧曲、清工戏工，昆曲艺术的表演水平都得到极大提升。士人园林雅集促进了晚明传奇创作的繁盛。其时，士人往往谙熟声律、长于度曲，而江南士人尤其精于此道，如许自昌、屠隆、张岱、阮大衩、祁彪佳、冒襄等，他们皆谙熟音律并热衷于传奇创作。这些士人在创作出剧本后，通常会让家乐昆班先行排演，之后即于园林中演出。许自昌创作的传奇新剧《水浒记》、《橘浦记》、《报主记》等，就是由家乐在其“梅花墅”雅集时首先上演的；阮大铖自撰的《燕子笺》、《十错认》等传奇，亦由家乐于“石巢园”雅集中演出。如此一来，园林雅集自然成为晚明传奇产出的一个主要渠道。戏曲本是场上艺术，晚明士人园林雅集促进了戏曲的场上发展。士人拥有一所园林，一个家乐戏班，可以让传奇剧本尽快付诸排练、演出，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戏曲向着场上方向良性发展。同时，藉由园林雅集评判创作缺失，士人创作的传奇剧本能趋于完善。钱岱在其“小辋川”宴请刘半舫，令家乐演出自撰时事剧《冰山记》，刘半舫观剧后提供改进剧本的建议，钱岱闻言即连夜增加七出，督促家伶排演，次日即至道署搬演。对于热衷园林雅集的士人来说，其戏曲作品无疑具有较为生动的场上效果，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文人剧创作案头化、骈俪化的倾向，对于扭转明初戏曲创作脱离舞台的不良风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昆曲系水墨清音，伴奏多笙箫管笛，与园林在艺术品性上存在天然的契合，园林的清幽与昆曲的清雅相得益彰——有了园林，昆曲才愈加清雅；有了昆曲，园林也更添清幽情致。晚明士人无疑深谙此道，明人王骥德论及“曲之亨”，认为曲之兴隆取决于名士雅集于“华堂、青楼、名园、水亭、雪阁、画舫、花下、柳边”，座有“知音客、鉴赏家”，其间“诗人赋赠篇，座客能走笔度新声”，描述的正是士人园林雅集的场景。在江南士人心目中，“园林”、“昆曲”以及“雅集”俨然成为士阶层身份确认和文化认同的符号，它们的聚合构成一种强势的文化导向，形成并保持了昆曲清逸蕴藉、气韵淡雅的文化品格。晚明的戏曲发展终走向雅正一途，并得到持续繁荣。
转载请注明：http://www.aierlanlan.com/grrz/833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