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朝中后期到清朝中期，是属于昆曲的巅峰时代。
从江南到江北，从民间到宫廷，甚至于偏居一隅的某个山区，都会响起这宛转清泠的“水磨调”。昆曲受到了整个民族的痴爱，繁盛时期长达二百年。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从来没有一种艺术，能够创造这样的辉煌奇迹。
余秋雨先生说：“某一种文化如果长时间地被一个民族所沈溺，那么这种文化一定是触及到了这个民族的深层心理。昆曲与唐诗、书法一样，让中华民族长久痴迷，长久疯狂，因此从审美意义上透露了整个民族的精神奥秘。”
整个民族的精神奥秘？这是什么呢？
不是曲辞的精工典雅，不是表演程式的如诗如画，不是服饰和道具的精致华美，也不是水磨曲调如同仙乐的清新婉折……这些可能构成其中的原因，但都不是决定性原因。
能够触及整个民族的深层心理，奥秘其实很简单：一是承载了民族的道义观念，一是承载了民族的集体情感。当昆曲把民族的道义和集体情感一起承担起来的时候，它毫无疑问会成为整个时代的人心所向。
任何一个社会，公正和道义都需要实现，民众的集体情感都需要抒发。这需要一种艺术的工具，昆曲恰当其时接受了这种使命。
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将人类情感压抑到窒息的时候，伴随着明代“心学”的兴起，摆脱理性窒息追求人性解放的“情学”，成为明代中后期的群体文化思潮。这时候，昆曲释放出来的《玉簪记》、《牡丹亭》、《红拂记》，无不表达着对自由情感的热烈追求。
明清“江山易代”的重大变迁，使整个民族陷入痛失家国的巨大怆痛之中。寻找故国灭亡原因，抚平民族精神怆痛的任务，也由昆曲来承担。孔尚任花费十年时间，以真实历史史实创作的《桃花扇》，就是一部舞台上血泪真实的史诗悲歌。
民族的情感在哪里，昆曲就在哪里。民族的心在哪里，昆曲就在哪里。这样的艺术，怎么可能不受到近乎疯狂的全民痴爱？
“文者，贯道之器也。”南宋末年误国奸相贾似道权倾天下，因为姬妾一句“美哉少年”的无心之语，就残忍杀死了她。如此无道的恶行藏匿在尘灰落满的书籍一隅，谁来为那位冤死的卑贱姬妾说句公道话？崇高的道义不能实现，社会的天平向着权臣倾斜。到了明代，一个偌大的舞台建立在天地之间，一部叫做《红梅记》的昆曲传奇，让冤死的姬妾化身为鬼，指斥权奸无道，而使隐没的公道得以实现，倾斜的天平重新扶正。
明代天启年间，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势力对东林党人进行残酷迫害，耿介正直的东林党人周顺昌被逮捕，苏州普通民众颜佩韦、杨念如等“五人义”舍生仗义，毫不畏惧积极抗争而牺牲。《清忠谱》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历史真实谱写出来，歌颂了遇难的平民英雄，彰显出他们慷慨就义的英勇气概，使正义在舞台上永久昭彰，在民众心里得到弘扬。
昆曲不是案头的文学，不是藏在典籍中的华丽辞藻，昆曲从创作时候起，它就必须考虑活灵活现站立在舞台上，通过演员的演绎，和台下的广大民众进行情感的交流，灵魂的互动。
共鸣，是昆曲不得不实现的核心目标。
演员声调铿锵在舞台上演唱，观众如痴如醉在台下倾听。
台上刘伶饮酒，台下观众微醺；
台上的人唱兴亡，台下的人叹唏嘘；
台上的人说真情，台下的人怀故思；
台上的人演忠孝节义，台下的人感热血沸腾。
你唱得酒酣胆壮，我听得耳热心狂。
台上演的是别人家的世界，台下观看的是自家的人生。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一遍一遍，增加着生命的厚度。一声叫好，一声嗟叹，一把辛酸泪，昆曲艺术的精髓和灵魂才得以实现。
（诗经，乐府，唐风宋韵，元音昆曲，构成中华五千年不绝的文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