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氏范式”的昆曲文献学中，最引人注目也最具不可磨灭的学术史价值的是“校律”一项在他的序跋中的重要位置。如果纳入传统文献学的畛域，我们可以称之为“昆曲文献校勘学”。就校勘一事言之，古人即有谓“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之申诫图，此也并非故作高论以耸人视听，而是说明“校勘”一事并不等同于校对的工作，而是一项有着深厚学术功力为前提的、严谨深沉的学术研究。段玉裁《与诸同志论校书之难》云“校书难”，段氏所谓的校书之难，则是遍观天下书外的又一层次之要求，他主要举出两点：一为“底本”；一为“立说”。前者即文献学中的目录、版本之学，后者即考据、义理、辞章中的义理与辞章。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从事一种校勘工作，则必须与文献学其他两大分支密切合作，同时又能深入文献内部，即做“内在式”的研究，才能够胜任、如此说来，既“遍观天下书”即就有关昆曲的书籍大量阅读，又能够融会目录、版本、义理、辞章而通观之。百年来的昆曲研究者中恐怕是只有吴瞿安先生一人。吴梅从事于昆曲文献研究，更近的因缘有内外二端，外在的是此时词学文献学研究已然成绩卓越、影响甚大，内在的则与吴梅学术确立与转向密切相关所谓“词学文献学”。程干帆先生在回忆唐圭璋先生的短文中，曾有着很精到的概括，其云“近贤始以清儒治经史之术治词，于词之纂录、表谱、笺疏、校勘、辑佚、目录、版本诸端，皆有博稽之功，此可总称之词学文献学。”图这里的近贤，便是指清末词人王鹏运、朱疆邮、郑文焯诸老。吴氏自云“诗得散园老人，词得疆邮遗民.曲得粟庐先生”，这里的“得”字，自是求学问道而得创作之心旨，但由于吴氏机缘所致，可以倾力于词曲研究，故其“得疆邮遗民”者，更有着词学文献学之研究理路。年出版的《奢摩他室曲话》是吴梅最早的一部关于戏曲研究的专著，《序》云：“举凡声韵音律，备论其理，杂剧院本.亦钩其要领”。既不及文献之考订，又仅限于宋金元杂剧院本，一个促使吴梅学术研究深入的机缘在此后数年间出现了。先是年他远赴开封任幕职；开封一行显然对于吴梅的经济生活帮助极大，次年他返回苏州，“节衣食以购图书，力所能举皆置衍，词曲诸籍亦粲然粗具，于是益肆力于南北词”，这次收辑词曲文献，为其学术研究转向深入奠定了物质基础。而更佳的机缘，是在他回苏州之际已经进入暮年而学术成熟的词学大师朱疆邮、郑文焯正卜居于此，吴氏云“访古微文于听枫园庭菊盛开，倚此就教，过承奖掖，良用惭奋”，并有《秋筹》词记之。词序中言及受教的体会云“玄言彻悟”朱疆邮之“玄言”若何，吴梅又“彻悟”出哪些。一般认为疆部已词学名家，所讲论定与此相关，而影响吴梅后来词的创作与研究，此说貌似无差，但以吴梅当时之志趣以及常情衡之，似稍嫌皮相。吴梅谒见朱疆邮时，未及而立之年（27岁）开始动念倾心力于曲学疆邮则过知天命之年（54岁），为海内宗师，时人誉为“词家之南董”，吴梅求教朱疆邮。无论是从辈分还是知识结构上都有着不少距离，而吴氏所谓的“悟”字，实在也十分符合疆邮这样的老辈授学之法，这里的一个好例是杨铁夫青年时代曾向疆部问词学，而疆部所言只是让杨铁夫去一读再读《梦窗词》。自己去“悟”虽然据杨铁夫说，后来疆邮也终于提示一些有关作法、章法的话，但能读懂梦窗，还是参考了乡前辈陈洵《海绡词说》中的话。“愈觉有得”的，因此与朱疆邮此度交往对于吴梅而言重要的不是“言传”，而是“身教”，是从朱疆部这一辈学人身上感受到了为学之精神。所谓“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归而与其书相印证，方才会有“玄言彻悟”之感。吴梅此度回苏，有较多来往的或者只有朱疆邮一人。经疆邮之介，得与夏敬观相识，而郑文焯或亦通过疆邮而识。由此可言，吴梅确立以曲学为毕生之事业，早先发自与诸友朋诗文唱答、相互论难之际。而后购置图籍，志意已决。恰逢斯时，得遇朱疆邮、郑文焯等词学文献学家之影响，遂向更深层次精研勇进。综上所考，一般认为吴梅不重文献，既是无视昆曲文献研究之特性，亦昧于吴梅早年学术确立以及转向深入之过程.因此也便是拘于表象的片面之词，正由于早年深受朱、郑诸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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